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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乃至首要的社会道德标准。这与前面讲到的尊孔是完全一致的。纳言苏威曾在隋文帝面前说过：“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隋书·何妥传》）隋文帝赞同他的看法。当隋炀帝登上帝位后，也深感“孝为立身之基”，对孝道大力提倡，对孝行多加嘉彰。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正月，炀帝的诏令说：“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隋书·炀帝纪上》）主张对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种的人，要给予优待，并免除其徭役。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的诏令说：“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隋书·炀帝纪上》）认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获得好名声，这是人伦之根本，道德品行诚朴宽厚，这是立身的基础。弘扬有的人值得称道的气节道义，弘扬有的人品行纯洁的操守，可借助他们遏止贪欲、振奋习俗、有利于风俗教化。

大业三年六月诏令又说：“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隋书·炀帝纪上》）认为追求实行孝道，合祭先祖，是最高的道德；崇尚建立宗庙，是最大的礼节。

隋炀帝把儒家的“五教”作为“训民之本”，说穿了，就是以孝治天下。《隋书·李德林传》载，隋文帝在一次训责李德林时说：“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李谔传》载，李谔上书中曾说：“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唐六典》卷三十记载都督（即隋之总管）、刺史的职责是：“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教谕五教。”这些都说明“五教”属于教化方面的内容。所以，王夫之说：“（苏）威则督民诵五教，而谓先王移风易俗之道，毕于此关。”（《读通鉴论》卷一九）

“五教”的内容具体指哪些呢？《尚书·舜典》云：“敬敷五教在宽”，疏引《左传·文公十八年》曰：“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正为儒家传统的“五常之教”。前文已述，苏威曾对隋文帝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隋文帝十分赞同（《隋书·何妥传》）。由此看来，苏威所作“五教”，确实是以忠孝仁义为核心。也正由于“五教”为儒家传统之礼教，这也就成为隋炀帝竭力鼓吹并推行的原因。故王夫之说：“五教仍为隋始终训民之本。”（《读通鉴论》卷一九）

隋炀帝除了发诏令提倡孝道外，还搜集、整理孝道的典籍。当时有关孝道的典籍也收集了不少。如《古文孝经》（孔安国撰）、《孝经默注》（徐整注）、《孝经》（郑氏注）、《集解孝经》（谢万集）、《孝经》（王肃解）、《集议孝经》（荀昶撰）、《孝经解

》（韦昭解）、《孝经皇义》（宋均撰）、《孝经义疏》（梁武帝撰）、《孝经敬爱义》（萧子显撰）、《孝经私记》（周弘正撰）、《古文孝经述义》（刘炫撰）、《国语孝经》等。据《隋书·经籍志》载，藏有《孝经》类的书十八部，共有六十三卷，连同存有目录共计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隋炀帝对于孝经典籍的搜集以及对孝经典籍的整理大大地超过前代，这也大大地弘扬了孝道。

隋炀帝对孝行可感者还予以表扬、奖赏。

田德懋，少以孝友著名。其父亡故后，他“哀毁骨立，庐于墓侧，负土成坟”，隋炀帝闻知后，不仅下诏表其门闾，还先后授官给事郎、尚书驾部郎。

翟普林，楚丘人。性仁孝，事亲以孝闻。州郡辟命，皆固辞不就，乡邻谓为楚丘先生。后父母疾，亲易燥湿，不解衣著半年有余。大业初，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盛冬不衣缯絮，唯著单缞而已。家中养有一只乌犬，随其在墓，见翟普林哀临，犬亦悲号，看见此景的人无不感到嗟异。大业中司隶巡察，奏其孝感，隋炀帝阅奏后，甚为感奋，当即擢授翟普林为孝阳令。

李德饶，赵郡人。少聪敏好学，有至性，宗党咸敬。大业三年，迁司隶从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扬孝悌。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父母去世时，五日不吃不喝，哀痛得呕血数升。送葬之日，正会仲冬雪，行四十余里，单缞徒跣，号踊几绝。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慰之，因此改李德饶所居村名为“孝敬村”，所居里为“和顺里”。隋炀帝还使李德饶前往渤海地区以其“孝行”劝降农民起义军。

华秋，汲郡临河人。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其母遇患，华秋容貌毁悴，须鬓顿改，州里的人都感诧异。其母去世后，遂绝栉沐，发尽秃落。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华秋辄拜而止之。大业初，隋王朝征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被猎人追捕，奔入华秋庐中，藏匿华秋膝下。猎人赶到庐所，深感奇异而作罢。自后，此兔常宿庐中，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具以状闻。隋炀帝特地派使者前往劳问，表其门闾。当义军路过庐所之左右，都互相告诫说：“勿犯孝子。”乡人赖华秋而保全生命者不少。

隋炀帝所提倡的孝道，多为事亲敬老。他表彰的孝行是竭尽事亲者，在诏令中号召的也是竭尽事亲敬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正月的诏令提出：“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隋书·炀帝纪上》）也就是说，对于高年的老人，要授给官衔名号，并且依据另外的条款，赐给他们谷物和丝织物。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二月，隋炀帝在武德殿宴请了年老的旧好四百人，分等第赐给他们财物。为了让百官竭尽事亲之道，又下诏令规定，父母亲可任意跟随做官的儿子赴任。

从内容上来说，隋代的累世同居仍然是孝行之一，也是隋炀帝所提倡的。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主管官员报告，武功一位名叫史永遵的男子与其叔伯兄弟同住在一起。隋炀帝闻知后立即嘉奖了史永遵，赐给布帛等物一百段，米二百石，旌表他的家族乡里。这样一来，三世同居，四世同居都得到嘉许，家庭内部雍熙和睦者也视作孝行，获得社会赞誉。

隋炀帝力主行孝的思想，离不开隋文帝的教育和影响。隋文帝对于孝行也是竭力奖励的，凡孝行可感者，予以表扬，如纽回父子至孝，隋文帝下诏表扬，号其居处为“累德里”，孝妇覃氏的孝行可为模范，隋文帝赐米百石，表其门闾，等等。隋文帝还下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使有德行之人能得到物质上的优待。……这一切不能说对隋炀帝没有影响。

孝和忠是紧密相连的，孝亲可以引导到忠君，这也是隋炀帝所企盼的。隋炀帝受过一场形象而深刻的“孝义”教育。这是他称帝前的事。平陈时，王颁献取陈之策，又请行率徒数百人力战。灭陈后，王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壮士问道：“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斫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王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之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王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然后自己将自己缚捆起来，前去向晋王杨广请罪。杨广表其状。隋文帝说：“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忍罪之！”隋文帝舍而不问。有司录其战功，将加柱国，赐物五千段，王颁坚持谢绝：“臣缘国威灵，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为国，所加官赏，终不敢当。”隋文帝同意他的看法，但后来还是拜他为代州刺史。这件事，隋炀帝亲身经历。如此感人心肺的事，对于隋炀帝来说，显然也是接受一次孝义教育。王颁所为就是孝，此孝亦为忠，即忠于隋。隋炀帝即位后竭力提倡孝道，不能说与此无关。

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大力提倡孝道呢？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安邦治国。隋炀帝深知“孝理天下”，以孝治国的道理。孝道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究竟有怎样的作用？《隋书·孝义传》作了一些论述：“《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吕览》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唯孝乎！’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此皆资纯至以感物，故圣哲之所重。”这里引经据典地把行孝的作用讲明了：只要“行孝”，牢牢地抓住“行孝”一项，诸方面的优良品德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扬光大，这样，天下也就太平安顺了。潘徽在《江都集礼》的序言里也表达了隋炀帝“安邦治国”的思想，序言曰：“礼之为用至矣。大与天地同节，明与日月齐照，源开三本，体合四端。巢居穴处之前，即萌其理，龟文鸟迹以后，稍显其事。虽情存简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体之职，司徒五体之官，邦国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义，非此莫成，进退俯仰，去兹安适！”（《隋书·潘徽传》）在隋炀帝的提倡下，地方官对于教化颇为注重。如道州刺史公孙景茂爱民如子，竟以自己的俸禄买牛犊鸡猪给那些孤弱不能自存者，被称为“良牧”；栎阳令渤海高世衡、萧令彭城刘高、城皋令弘农礼炽，俱有恩惠，他们清节逾厉，风教大治，狱无系囚，为吏人所称。隋炀帝对于地方上重视教化的循吏经常给予奖赏，使地方官吏致力于改善风俗。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

其二，养情化性。对此，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的诏令里已讲明了：“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隋书·炀帝纪上》）认为借助行孝可以遏止贪欲。对于“贪”，隋炀帝所采取的是养情导欲的办法，既反对纵欲，也反对禁欲、寡欲。这也许是从荀子那儿学来的。荀子谓：“礼者，养也。”（《荀子·礼论》）所谓“养”，是指既满足又节制情欲。人之情和性是可以改变的。古人云：“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隋书·循吏传》）《隋书·循吏传》还说：“古人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勤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隋炀帝大力提倡孝道就在于“导以忠厚”，遏其贪欲。对于教化有功者，给予表彰和提拔。

柳旦为柳机之弟，工骑射，颇涉书籍，在隋文帝时历任罗、淅、鲁三州刺史，并有能名。隋炀帝时又拜为龙川太守。龙川之地，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柳旦大力提倡孝道，并开设学校，“养情化性”，使民风大为改变。隋炀帝闻知后，非常高兴，特地下诏褒扬他，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征他为太常少卿（《隋书·柳旦传》）。

凉州刺史樊子盖“宽猛相资”，使地方大治，隋炀帝特加褒美道：“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贫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又下诏说：“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隋书·樊子盖传》）

其三，辅助法治。先秦的思想家曾对礼治法治作过讨论。孔子夸大道德的作用，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片面强调法治，迷信刑罚的威力。隋炀帝继承和吸收了前辈思想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合理成分，提出了“礼法兼用”的主张，在《隋书·酷吏传》说：“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这里讲的“相资”、“互设”，就是指“礼法兼用”，“礼法结合”。在隋炀帝的倡导下，社会风尚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奖励了一批勤于教化的循吏。如弘化太守柳俭，清节逾励，免职还乡时，妻子衣食不赡，有“清名天下第一”之称。涿郡丞郭绚、颍川郡丞敬肃等也被称为“清名天下第二”。以敬肃为例，他一是为官清廉，大业末，去官之日，“家无余财”，二是秉公执法，司隶大夫薛道衡状称他“心如铁石，老而弥笃”。当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宾客有放纵者，敬肃以法绳之，无所宽贷。这些循吏管辖的地区多是“狱无系囚”，“狱讼者庭遣，不为文书，约束佐史，从容而已”（《隋书·循吏传》）。这就是“礼法结合”所带来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