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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对于孔子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他长久地思念孔子美好的风范，认为应当对孔子优礼尊崇，主张派使臣去访求孔子的后裔，将其后代封为绍圣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冬十月，他下诏明文提倡尊孔，诏令说：“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隋书·炀帝纪上》）尊孔的实质是用孔子的那一套儒家学说去规范社会，使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变化。

尊孔总是和读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隋炀帝致力搜集经书版本，命工于书法的人补写残缺的经书，并加校订，整理编目。《论语》为孔子弟子所录。汉初，有齐、鲁之说，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到了隋炀帝时收集了有关《论语》的著述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

《论语》十卷（郑玄注）

《论语》九卷（郑玄注，虞喜

）

《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

《集注论语》六卷（晋八卷，晋太保卫瓘注）

《论语标指》一卷（司马氏撰）

《论语什问》一卷

《论语集义》八卷（崔豹集）

《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郑玄撰）

《论语》十卷（晋著作郎李充注）

《论语体略》二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撰）

《集解论语》十卷（晋廷尉孙绰解）

《论语旨序》三卷（晋卫尉缪播撰）

《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徐孝克撰）

《尔雅图》十卷（郭璞撰）

《广雅》三卷（张揖撰）

《论语义疏》二卷（张冲撰）

《广雅音》四卷（曹宪撰）

《孔丛》七卷（孔鲋撰）

《小尔雅》一卷（李轨略解）

《方言》十三卷（扬雄撰，郭璞注）

《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

《释名》八卷（刘熙撰）

《辩释名》一卷（韦昭撰）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五经音》十卷（徐邈撰）

《五经正名》十二卷（刘炫撰）

《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

《论语释疑》三卷（王弼撰）

《集解论语》十卷（晋兖州别驾江熙解）

《论语释》一卷（张凭撰）

《论语》七卷（卢氏注）

《论语释疑》十卷（晋尚书郎栾肇撰）

《论语驳序》二卷（晋尚书郎栾肇撰）

《论语隐》一卷（郭象撰）

《论语难郑》一卷

《论语别义》十卷（苑廙撰）

《论语义疏》十卷（褚仲都撰）

《尔雅》五卷（郭璞注）

《集注尔雅》十卷（沈琁注）

《论语义疏》十卷（皇侃撰）

《尔雅音》八卷（江漼撰）

《论语述义》十卷（刘炫撰）

《五经然否论》五卷（谯周撰）

《五经钩沉》十卷（杨方撰）

《五经大义》三卷（戴逵撰）

《六经通数》十卷（鲍泉撰）

《七经义纲》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经典大义》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经通义》八卷

《五经要义》五卷

《五经析疑》二十八卷

《五经宗略》二十三卷

以上儒家经典的搜集和整理，密切配合了尊孔活动的开展。

尊孔还促使各地对孔子庙的修建。在孔子庙藏有经书，还陈列着有关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等的孝道圣迹。这也是教育人的好材料和好场所。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身为刺史的梁彦先没有判其罪，而是将其带到州学参观孔子庙。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焦通见此情况后感悟了，既悲又愧，经梁彦先一番训谕之后又被遣送回乡，自后改过励行，成为闻名于世的“善士”。经过隋炀帝的提倡，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化，其他地区且不论，就以隋在陈朝旧城推行尊孔活动的情况来看，“风气大异”，即带来了社会风气的极大改善。史载：“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从义。”（《隋书·酷吏传》）其旧风“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弊者，稍愈于古焉”（《隋书·地理志下》）。这些评论出于唐人之手，显然不会有溢美之意，仅此一端，足见隋炀帝提倡尊孔之成效。

隋炀帝身体力行，熟读经书，在他的言谈和诏令中也不时地称引孔子的话，以此来增强说服力。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的癸丑诏令中引用了孔子的话来说明营造东都必须采取节俭的方针。诏令说：“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隋书·炀帝纪上》）其意是说，孔子曾说：“与其奢侈而不恭敬，毋宁节俭。”难道说只有用美玉修筑的华丽楼台屋宇才是宫殿，而居住在土阶木椽的简朴房屋的就不是帝王了吗？由此可知，不是用天下的财物来供养皇帝一人，而是皇帝一人要主管天下大事哪。

隋炀帝尊孔读经的目的正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隋炀帝本人也在诏令中阐明了他尊孔的目的旨在改善风俗，具体说来有三：

其一，孔子有“圣德”，即谓孔子“圣德在躬”。“圣德”者何？礼之谓也！《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礼”的主旨又是“仁”。“仁学”是孔子前无古人的一大发明。孔子把“孝、悌”看做“仁”的根本，孝顺父母、敬爱兄弟，是维护贵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手段。他把“忠、恕”看作推行“仁”的主要方法，因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又是加强贵族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他把“恭（恭敬）、宽（宽大）、信（信任）、敏（敏捷）、惠（给予恩惠）”作为推行“仁”的五个方面，他说，“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这和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是一样的意思。这就是说，贵族能够很好地对待亲属，民众就可以被“仁”所感化，贵族的故旧不被遗弃，民众也会被感化而不做刻薄的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仁”不但可以起团结贵族的作用，还可以起感化民众的作用。这就是说通过“仁”的圣德来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就是要用周礼制定的“名”来纠正当时的“实”，用纠正名分的办法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隋炀帝即位后就主张督促奖励礼教的兴立，此礼就是周礼。他认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法礼制度卓异出众，非兴不可。

其二，孔子有“天纵之姿”，即认为孔子“诞发天纵之姿”，也就是说孔子发挥了天赋的资质，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才能。孔子对于古代文献曾经下过一番搜访、编辑、整理、校勘的工夫。为了教学，孔子编辑整理过《诗》、《书》、《礼》、《易》、《春秋》等。隋炀帝说孔子是“天纵之姿”，虽然有些神化了，但孔子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是不能抹杀的。关于《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尚书》也是孔子搜访整理的，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也下过工夫，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还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曰、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同上）《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历史文献学上显示他的“天纵之姿”和不可磨灭的功绩。章太炎也有感于此，他说：“仲尼良史也。”“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六籍。”（《检论·订孔上》）隋炀帝尊孔也在于孔子留有“六籍”，能够给人以教化。

其三，“宪章文、武之道”，即认为孔子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思想。隋炀帝的分析完全正确，孔子“吾从周”的口号，集中反映效法文武之道的思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周礼完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汉书·杜周传》亦说：“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这就是说，周制是最完备了，因为有夏、殷、虞舜的积累和经验。隋炀帝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周的礼制兼有夏、殷的长处，文采与质朴齐备，他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冬十月辛亥诏令中表达了这种观点，曰：“朕……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隋书·炀帝纪上》）由此看来，隋炀帝在他的施政纲领中一直打着“师古”、“从周”的旗号。他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夏四月甲午诏令中说：“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隋书·炀帝纪上》）认为周朝宣称士子众多，汉代扬言能得人才，朕常常追念前代风范，而满怀对先贤的敬仰思慕之情。朕未明即起，背依屏风，整饰衣冠，等待天明，伸颈远望居于岩谷的隐士，想使他们置身于周朝官员的行列，希望与众多的人才一道治理各种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