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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律》确实比前期以及《开皇律》要来得宽减，但是好景不长。有载，“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协，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隋书·刑法志》）。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又“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又下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后“群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杨玄感反叛，隋炀帝不但诛杨玄感，还罪及杨玄感的九族。死刑原本只有绞、斩两种，隋炀帝又令行裂枭首之刑。在这一点上，隋炀帝又重蹈了他父亲的覆辙。至此，隋炀帝严酷残忍的诏令取代了较合人道的律，使《大业律》宽仁的精神无法体现，但是，《大业律》同《开皇律》一样，虽然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实际效果，但它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敢于革除前朝沿用的酷刑条文。在隋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的法律是相当严峻的，《晋书·阎缵传》说：“晋兴已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这个时期的刑罚手段极其残酷，一般对重罪的处决，除采取腰斩或斩首外，还有枭首和弃市两种尸刑。晋律中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晋书·刑法志》）北朝北魏崔浩定律时，死刑中增加了绞刑，共有斩、绞、车裂、腰斩、沉渊等。凡特重的大逆不道和杀死父母罪，都处车裂，较轻的腰斩；造畜蛊毒、盗马等罪，斩首；通奸处绞；巫蛊他人，沉渊。北齐律中定死刑为车裂、斩、绞三种。尸刑有枭首、陈尸两种。

当时，有一股恢复肉刑以惩治反抗者的恶浪。如曹魏的陈群说：“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窬之奸矣。”（《三国志·魏志·陈群传》）其后，李胜强调肉刑是必要的威吓手段：“刑一人而戒千万人。”（《通典》卷一六八）晋时刘颂也奏请恢复肉刑，认为肉刑可以保全罪人生命，而且可以“去其为恶之具”（《晋书·刑法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同上）。隋文帝即位后，鉴于前朝“刑政苛酷，群心崩骇”，招致覆亡的教训，下令废除宫、、鞭、枭首、驽戮、相坐等酷刑。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以“律条严密，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删去死罪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制定了《开皇律》。隋炀帝即位后，觉得“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隋书·刑法志》）。这就是说，隋炀帝还要制定一个比《开皇律》更宽简的新律即《大业律》，隋文帝颁行的《开皇律》虽然删除了一些酷刑，但是在实际上，重刑依然存在，以杖刑为例，经常杖数未满而人已死亡，这一点，隋炀帝本人也自认不讳。所以，隋炀帝在制定《大业律》时，特别注重这一点，“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隋书·刑法志》）不仅敢于对前朝酷刑之制进行革除，对于株连罪也作修订。开皇旧制，衅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隋炀帝即位后就下诏改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故羊鲋从戮，弥见叔向之诚，季布立勋，无预丁公之祸，用能树声往代，贻范将来。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隋书·刑法志》）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颁行后，普遍认为隋炀帝开初制定的《大业律》宽简得多了，“是时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同上）。尽管隋炀帝后期恢复了籍没和罪及九族之法，而且“行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隋书·刑法志》），某些轻刑慎罚乃流为空文，但是隋炀帝敢于将轻刑慎罚的条文写上法典，这本身是对传统酷刑的一种有力挑战，使隋代的立法充分显示了进步性和开明性。在《大业律》中所规定的一些“宽政”的措施，为唐以后各朝所沿袭，其影响极为深远。

其二，直接为唐律的制订提供了范本。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始，就打起“除隋苛法”的旗号，曾与民约法十二条，除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处死外，其余一并蠲除。等到高祖即位，便命刘文静等，参考《开皇律》和《大业律》，削去繁峻之法，制定五十三条格，不久又命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瑀、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等人，参照《开皇律》和《大业律》制定《武德律》十二篇，五百条，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天下。唐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历经十年，制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世称《贞观律》。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命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左仆射于志宁等人以《武德律》、《贞观律》为基础，并参照隋朝的《开皇律》和《大业律》，编纂《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全国。永徽三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唐律逐条加以解释，编成三十卷，名为律疏，世称《唐律疏议》，至今仍存，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完整法典中最古老的一种。《唐律疏议》共五百条，十二篇，分别是：

第一篇：名例，有五十七条，六卷。

第二篇：卫禁，有三十三条，二卷。

第三篇：职制，有五十八条，三卷。

第四篇：户婚，有四十六条，三卷。

第五篇：厩库，有二十八条，一卷。

第六篇：擅兴，有二十四条，一卷。

第七篇：贼盗，有五十四条，四卷。

第八篇：斗讼，有五十九条，四卷。

第九篇：诈伪，有二十七条，一卷。

第十篇：什律，有六十二条，二卷。

第十一篇：捕亡，有十八条，一卷。

第十二篇：断狱，有三十四条，二卷。

唐律的篇目与《开皇律》、《大业律》的篇目如此相似，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指出了其间的相承关系。

其三，为后世立法创立了楷模。《开皇律》和《大业律》不仅成为唐律的范本，而且也对唐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的立法具有直接的渊源意义，对唐以后的法制建设，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影响。例如，五代十国间的法制，大都沿隋唐之律，这里当然也包括了《大业律》的内容。宋朝、元朝的法律都沿袭隋唐之制，连“八议”、“十恶”、官当之制都沿袭了隋律、唐律。明初制定法律时，“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隋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隋唐律，太祖从其言”（《明史·刑法志》）。明太祖还命儒官四人同刑官共讲唐律和隋律，日进二十条。所言明律“篇目一准于唐”，其实，此“唐”也是对隋律和唐律的总称。隋律和唐律一样对清朝的大清律例也有明显的影响，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诸门。其唐律合而今分者，如户婚为户役、婚姻；厩库为仓库、厩牧；斗讼为斗殴、诉讼诸门。其名稍异而实同者，如卫禁为宫卫，擅兴为军政诸门。”把户婚分为户役和婚姻，把厩库分为仓库、厩牧，把卫禁改为宫卫等都是受《大业律》的分类影响。

《大业律》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而且也及于国外。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之法，大半是从摹仿隋律和唐律而来。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隋律、唐律相同，在内容上诸如刑名的规定或特权者的优待条款都极为相似。对日本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61年）编制的《大宝律令》就是以隋唐律为楷模而略加省并而制成的。对于越南，据《历朝宪章类志》记载，至黎朝统治初年（公元1401年）编纂的法典，虽然折中于唐、宋、元、明诸律，但仍以隋唐律为基础，有载：“参用隋唐，断沿有画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宪。”（《历朝宪章类志·刑律志》）在篇目和条款上，也和隋律、唐律基本相同。

隋炀帝深知，法制只是稳定社会的一翼，另一翼则是道德规范的确立和优化，于是，他又花大力气致力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