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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常设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通典·选举三》），而这许多科目中，进士科特别为人所重视，当时以考中进士为最荣耀的事，“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新唐书·选举志》）。正因进士科最为人所看重，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唐摭言》卷一）。并且流传着“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故事。就是皇帝特诏的“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封氏闻见记》卷三）。所以，当时张环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人制科出身，集会时不要制科出身的坐在一起，并且叫他做“杂色”，由此可见，进士科在各科之中是最为人所看重的。此后各朝所沿袭的科举制，实际就是沿袭隋代的进士科。有的论著说，隋炀帝的十科、四科举荐中都没有进士，既然唐宋以后科举取士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科目在隋代不存在，就很难说隋代已经实行科举制度了。这又是一种推论代替历史事实的说法。

尽管没有“进士”明确的记载，但实际上实行中已经存在了。前文所提到的唐初户部尚书杨纂就是隋炀帝时代的进士。对于这个问题，唐代杨绾曾作了明确的回答：“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旧唐书·杨绾传》）刘肃《大唐新语》也说隋代“置进士、明经二科”。《通典》等书，都说“炀帝始置进士科”。《唐摭言》也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唐摭言》卷一）这些材料说明，隋炀帝设置了进士科，把隋文帝初创的科举制度大大推进了一步。

有的论著认为，早在隋文帝就有进士了，因为房玄龄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就被举为进士，因此，“进士科必然是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见《隋唐五代史论集》）。其实这并不矛盾。开皇时的进士科，到了隋炀帝的进士科就不一样，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科举制度也如此，这也符合初创阶段的特点。

科举制度经过了两汉以来的长期孕育，终于在隋朝分娩，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这不仅对隋唐，也对此后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的实施，将考选之权，官吏任免之权，集中到中央王朝的吏部和礼部来，这就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在此之前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分别等第，完全掌握在地方上退任中正的门阀世族手里，中央王朝的吏部，基本上都是按照郡州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的。史书记载：“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通典·选举二》）这样一来，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是通过中央的吏部，实质上却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正如前文所述，各州郡的中正，又一定是本地的门阀世族，也就是说选举权掌握在地方的世族手里，而所选出的人，又必然是世族，并且门第愈高，品第也就愈高，开始的官级也愈高，所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颜氏家训·勉学》）。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中央集权是很困难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就是将官员的考选和任用之权由地方转移到中央来了。所以唐人刘秩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确实收到强化中央集权之效。这是影响之一。

影响之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的途径。要想取得官职，要想享受高官厚禄，就得参加科举考试，此为最主要的手段。对主政者来说，这也是笼络人才的重要手段。所以，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进士，很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此后“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埋首考场，以致身老发白，时人有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卷一）科举制笼络了各种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叛离朝廷”的异志。这对维系“大一统”的局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史，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自隋以后，凡统一的王朝，其科举制度得到推行，换言之，中国统一与分裂局面的演变更替，跟科举制度的自身演变与发展是同步的。开创科举制度的隋朝，是中国继秦汉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在繁荣统一的唐朝，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而“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朝廷鉴于军阀割据势力的猖獗，努力发展文官政治，扩大科举取士，科举士人开始在政府中占优势；到了北宋，科举制度的充分成熟使世袭贵族逐步削弱。为何有这样的现象？究其缘由，就是科举制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精神凝聚力。也就是说，平等考试的科举制度否定了分裂势力的贵族政治而伸入中下层社会“寒士”，由此获得了广泛得多的社会基础。

影响之三，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学、史学也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隋唐取士重诗赋，宋代取士重策经义，这对于唐诗、宋文的繁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人们所不齿的八股文，由于它的基本结构是两两相对的散体长联，因此明清以来人们做对联之风大盛，至今各地名胜古迹保留下来的名联，多出于明清士人之手。做对联至今仍是中国人日常文化生活的内容，包括报章杂志标题（引题和副题），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比较，中国古典文学实在是最讲究修辞技巧等形式美的文学。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本身就是先秦历史的记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科举考试中长期存在的“论”的体裁，就是以史论为主的。因此，科举考试不仅以文学取士，也是以史学取士。科举制度也造就了一支有高度文史知识素养的文官队伍，这就造成中华民族是极端重视历史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能够拥有像中国这样丰富、完备、翔实的数千年连贯不绝的历史记载。

影响之四，科举制度也造就了刻苦勤奋的读书风气。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知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从政当官，孔子又强调“有教无类”，让教育向社会各层次开放，科举制度正是实践儒家学说的具体手段。科举制度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集团的可能性，他们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地追求，以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自从隋炀帝创置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

隋唐以降，在民间出现了许多劝学文，这同科举制不无关系。用于儿童发蒙教育的《神童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宋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文士都写过许多篇《劝学文》、《劝学歌》之类，例如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司马光的《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无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劝学文》云：“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如此等等。

影响之五，确实造就和选拔了一批人才。前文已述，隋炀帝时期经过科举考试取得官禄的就有不少。此后，许多出身孤寒的人都可以经过科举考试取得禄位，如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唐摭言》卷七），而出身吏胥，不为士人所齿的也可以考进士，如汪遵本在胥徒，“一旦辞役就贡，……（许）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唐摭言》卷八）但是，汪遵毕竟考取了。唐朝出身贫寒，经过科举考试，而取得高官厚禄的人很多，如张九龄虽门第不高，玄宗时却做到宰相。元载“家本寒素”（《旧唐书·元载传》），屡次应科举考试不第，后由明庄老文列四子科出身，在代宗时做到宰相。

科举考试的形式是旧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在历史上确实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越过初创阶段而进入发展完善时期，显示了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唐宋时期，人才的大量涌现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分不开。在中唐时期，科举的扩大，吸收了陆贽、裴度、刘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人才；在北宋中叶，则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兄弟、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曾巩、黄庭坚、秦观、柳永、沈括、苏颂……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支有高度文史知识素养的文官队伍，使得中华文化能在几千年间未曾间断地延续下来，此在世界绝无仅有。应该说，这同科举制是分不开的。科举制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性。最主要的是禁锢思想和促进专制。可以说，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社会的先进，也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

隋炀帝一系列的开创性的新举措，需要用法律形式来加以最终认可和稳固，于是他就雷厉风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