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复开学校之意义和影响

隋炀帝复开学校，这是很有气魄的一着。尽管有人认为“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隋书·儒林传序》）。但是，事实上隋炀帝复开学校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给后代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

首先，对学校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的论著认为，隋炀帝所言“申明旧制”是完全仿照汉朝的办法。其理由是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和战乱的时期，在办学方面没有什么值得隋代借鉴的。其实不然，尽管那个时期的特点“时兴时废，若有若无”，但在学校的设置和制度的建立方面，曾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对隋代以及此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影响。隋炀帝复开学校之时，不仅吸收汉代的学校制度，同时也吸收魏晋南北朝的学校制度，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如吸取了五经课试法的某些经验。五经课试法是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太学实行的。其具体内容是：初入太学称门人，满二年试通一经转为正式弟子，不及格则罢遣；其后每隔二年试一经，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通三经者为太子舍人，通四经者为郎中，通五经者则擢高第叙才录用；对每试不及格者可随下一级再试，亦可直接分派职务。初入太学称门人的规定，标志古代太学已有预科制。隋炀帝在复开学校之后，也采用此法。

如沿袭国子学。国子学是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创立的。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这是首创。它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改名为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又如吸取京师四馆的精华。南朝时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开设了四个学馆，各聚门徒就业。其中有：何尚之主持研究佛老的玄学馆，何承天主持研究历史的史学馆，谢元主持研究文学的文学馆和雷次宗主持研究儒术的儒学馆。这就打破了汉以来立学必以儒为宗的常规。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又开设医学。北魏也曾设立医学、律学和书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专科教授的开始，并对隋唐专科学校的设立有重要影响。

其次，对私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复开学校，“申明旧制”，此“旧制”既包含有汉代的办学方法，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办学经验。对于私人所设“书馆”之旧制，更持扶助态度，在复开学校之前，私学已有相当的规模。据《颜氏家训》所载，多少可以看出私学的大概情形。颜之推用民间谚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比喻，说明教育应从幼儿时期开始的道理。民间谚语的意思是说，要使媳妇服从公婆，遵守家规，就要从她一过门开始便严加教训，以养成服从公婆和遵守家规的习惯。同样的道理，要使子女长大成人，也应该抓住婴儿幼小的时机进行训练，这样才能打好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所以，当子女到了一定年龄时要及时将子女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可是，官学的校门有种种限制，一般的人不易踏进，于是私学就“因循”趁机兴起（《隋书·礼仪志（三）》）。当隋炀帝复开学校的诏令下达之后，私学的兴办更具条件，所以《困学纪闻》说，隋炀帝复开庠序之后，“私学尤盛”。原因有三：其一，实行科举制以来，学者欲求功名利禄必须读经，而官学数量有限，只好就教于私门；其二，官学教育只限于成年人，童蒙时期的初等教育无法解决，只好靠私学来弥补这一不足；其三，官学的兴废变化无常，有时中断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靠私学来维持。

私学教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学“字书”为主，即进行识字和写字的教学，称蒙学教学阶段。第二阶段以学《论语》和《孝经》为主，即进行道德和立志的教育，称专经准备阶段。第三阶段以学“经典”为主，即进行经典训作的教学，称专经深造阶段。在教学内容的程度上，体现了由浅入深的序列。

第三，使专科学校进一步发展。隋文帝废止学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学校“徒有名录”，这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玄学清谈风气所酿成的。被隋文帝召为学士的颜之推对此腐朽没落的风气有相当的了解，曾作过揭露。他认为腐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腐败之一，不学无术，庸碌无能。为数不少的士族子弟靠家庭保留的传统地位，获得一定的官职和俸禄，便自我满足，完全忘记了进修学问。颜之推指出：对实业，这些人把从事农商工技等活动视为羞耻，不屑去做；对武功，这些人骑马射箭不能穿透衣甲，力不胜任；对才学，这些人拿起笔来仅仅会写自己的姓名，其他一无所知。颜之推还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平时只顾大吃大喝，逍遥自在，醉生梦死，虚度年华。等到国家遇有吉凶大事，讨论利害得失，他们胡说一通，好像坐在云雾里，蒙头转向，不知所措。遇有公私宴席集会，在一起谈论古今和吟诗作赋，不是低头不语，便是伸懒腰打呵欠。

《隋书·礼仪志（三）》书影

腐败之二，所学非所用，缺乏任事能力。某些士族子弟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并掌握一定的知识，但不是崇尚清谈便是死守章句，对国家时务很少有所作为。这就是说，在少数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崇尚玄学的人，他们不学儒家经典，只会夸夸其谈，评古论今，既不虑丧乱之祸，战阵之急，也不想耕稼之苦，劳役之勤。另一种是儒学章句家，他们只会讲说章句，背诵师言，但不识时务，脱离实际。颜之推指出，这两种人虽然学术不一，各有所宗，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所学非所用，缺乏任事能力。

到了隋文帝时代，这些腐败现象虽然有所消除，但玄学清谈风气仍然相当盛行。隋炀帝是实干家，对此深为愤慨。他不是简单采用停办学校的办法，而是采取改造的办法。改造的宗旨在于强化实用。汉代学校，专以儒家经典为唯一学科。到隋炀帝时代，则除了儒家经典外，以律学、书学、算学分设独立学校进行学习。专科学校的兴办，也促使教师的专业化，使官师合一变为官师分离。过去的教育制度往往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原因有两：其一，由于古代的典章文物，均掌之于官，如典、谟、训、诰、礼、制、典章，都藏于秘府，有专官执掌，士之欲学者，必就典书之官而学之；其二，凡礼、乐、射、舞所用的器具，都藏于宗庙，专供祭祀享燕之用，士之欲学者，必就典乐之官而习之。因之民间无书而唯官有书，民间无器而唯官有器，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非官莫属，有官斯有学，有官斯有习，这是官师不分的由来。隋代以后，专科学校的兴办，促使“官师分离”。也就是说，专科学校的兴办，促使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从而更加促进学术的繁荣。

《旧唐书》书影

第四，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隋炀帝在复开学校的同时，又设科考试以取士。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始初为察举制，后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再过渡到科举制。下章将述，所谓科举制，就是用分科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的一种取士制度。此科举制的开端是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有多处提及，《旧唐书·杨绾传》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亦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这说明科举之始，只有进士一科，试策小文而已，还不成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炀帝下诏云：“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炀帝纪上》）此诏明确地提出了十科举人的项目和标准。这就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又下诏曰：“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同上）此诏虽将十科减为四科，但分科举人的旨意仍未改变。大大激励了士人。孔颖达是经学家，比炀帝少五岁，因其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南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奉唐太宗命编撰《五经正义》。

孔颖达像

隋炀帝既恢复学校，又设科举，这种政策先后并不矛盾。汉代以学校取士，学校中高第学生即可授官。隋炀帝实行科举后，学校的生徒，与郡县的“乡贡”有同样应试的资格。学校开始与科举并行，取士之法，偏重于科举，一般学子进身之阶不必皆由学校，他们终生疲精耗神于考试的准备，冀图一日的侥幸而不重视实学。有的在校生徒即以科举为唯一出路，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属品。

办学校，是为了育人才，育人才归根到底是为了网罗统治人才。为此，隋炀帝在选士制度上进行了划时代的创新，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