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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原先对于学校教育也是甚为重视的，略查简历，足可知晓：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诏天下劝学行礼，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又诏武官之子习文，功臣子侄各守一经，州县生徒升进于朝，开皇十年亲至国子学。

但是，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又忽下诏废天下之学。如此突然之变，究竟为何因？在《隋书·儒林传序》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在《隋书·高祖纪下》又载：“仁寿元年六月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

综观所载，隋文帝废学校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学习儒学经典的学校，可是在校的生徒们在隋文帝的倡导下对儒家经典不感兴趣，而去研究刑名之学，这是同办校宗旨相违背的。

其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多而未精”。认为官学未足以造就人才，徒有空名，而学校以外，反不乏聪明才智的人。看来办学质量不高，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这种做法也是不妥的，颇近乎因噎废食。

其三，“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自古以来办学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其实质无非是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作为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元素，使民众各安本分。隋文帝也是由此办学目的出发提出“思弘德教”：“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可是“遣派十六使巡省风俗”以后，发现学校教育的实际结果没有达到这个教化目的。

其四，“今宜简省”。隋文帝是一个提倡节俭的帝王。不论是国事，还是家事，都能讲求简朴。有人用布袋装生姜送给他，他认为太劳费；又有人用毡袋装香料送给他，更认为太靡费，就笞责送者，以儆别人。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文细布，就焚之于朝堂，以戒奢侈。隋文帝见学校“多而未精”，当属一种严重的浪费，于是采用简单的“废学”办法。当然，这里的“简省”，明显是一种遁词，为“简省”而废学，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认为当时的学校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专门人才。被隋文帝召为学士的颜之推也有同感，他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其宗旨是：

盛行于世的玄学教育应该抛弃，原来的传统的儒学教育应该改造。根据这一宗旨，他主张官学应该培养下列各种有用的专门人才：

第一，培养朝廷之臣，即专门从政的官吏。

第二，培养文史之臣，即专门搞文化、学术的人才。

第三，培养军旅之臣，即专门管军事的将帅。

第四，培养藩镇之臣，即专门守卫和开发边陲的军政大员。

第五，培养使命之臣，即专门从事内政和外交的钦差。

第六，培养兴造之臣，即专门从事建筑、生产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颜之推是深受隋文帝器重的学士。隋文帝对照颜之推的办校主张，感到当时的学校“徒有名录”，想作改革，可是人到晚年，“精华稍竭”，于是只好来个简单的办法——废止。

隋炀帝又为何要复开学校呢？据《玉海》一一○卷载：隋炀帝复开学校出于“化民成俗且取士之求”。的确如此。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七月下了一道诏令，可以看作“复开学校”的诏令：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

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区宇平壹，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隋书·炀帝纪下》）

从诏令看来，隋炀帝复开学校有三个需要。

首先，复开学校为“化民成俗”之需。《礼记·学记》在前两节开宗明义提出了办学的作用和目的是“化民成俗”、“君民建国”。隋炀帝的诏令引用了《学记》的话，并进一步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学记》的作者还认为：人性虽然是善的，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王者”的教化，就不懂得道理，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正如一块美玉一样，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玉器。所以，“王者”要治理好国家和人民，必须首先抓好设学立教这件事。这就是“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道理。

隋炀帝也曾言及“文翁兴学”之事。文翁是汉武帝时代的郡太守。当时蜀地还是蛮夷之俗，蒙昧未开。文翁是个儒者，被汉武帝派做蜀郡太守后，想借中原文化开发蜀地，于是遣郡县之开通小吏十余人，去京师太学留学，或学经传，或学律令。数年后，这十余人返回蜀地，文翁即委派他们各种优差，以示鼓励。凡文翁赴下面各县邑巡视时，也率他们同行，令其传授经验，因此影响日增。后来文翁在蜀郡兴办官学，招收下县子弟入学，毕业时量才录用。这样一来，蜀郡教化大起。汉武帝为嘉奖文翁的成绩，曾下诏天下郡国仿照文翁的办法兴学。隋炀帝也想通过学校来教化。所言“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期，何远之有”，正是他对学校教育的极大期望。对于文翁兴教育、举贤能的卓著政绩，后人兴建文翁书院及石室（世界上唯一的一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未有中断、迁址的学校），以示纪念。

第二，复开学校为笼络士人之要。隋炀帝即位之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若干改革，如提倡“吏治清明”“减轻赋税”等，对于知识分子也采取了某些笼络措施。复开学校即为一项。隋文帝废止学校首先碰到的就是教学人员的饭碗被砸了，其诏令曾引起士人的怨恨和抵制。中央官学且不论，地方州县各学都设有博士、助教若干人，这批有文化的士人没有安置好，对朝廷是不利的，再说一大批追求功名的生徒突然断了前程，也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隋炀帝深感废止学校不是智举，而是愚措，于是即位之后，马上下诏“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并以“进仕”、“升朝”、“给禄”等来吸引生徒，这样一来，士人之怨恨当然也就平息了。

第三，复开学校为科举取士之法。这也可以说，是对学校功能的一种极大改造，将学校与科举直接对口，使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后备机关，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只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而不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这种做法好比不问耕耘只求收获一样。这也就是说，学校为科举提供了考生的生源。当时科举取士的考生来源问题，史书有这样的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用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这里说，当时取士的途径，即考生的三种来源，即“生徒”、“乡贡”、“制举”中，“生徒”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读书期满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占了很大的比例。

此时，复开学校的条件也具备了，这构成了隋炀帝快速将被其父亲废止的学校恢复的原因。

其一，私学的发展。私学一直与官学并行，并且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尤其在官学无法维系的年代，私人讲学之风更盛。隋文帝当时废止的学校是官学，对于私学没有采取限制措施，于是私学趁机得到发展。当隋炀帝下诏复开学校时，这私学很快就变为私办官助、半私半官和完全官办的学校。

其二，禅林的影响。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已大盛。佛教徒往往在名胜之地建立丛林，兴建寺庙精舍，聚集僧侣，传授佛经，修习禅道。这种乡开讲经、注重修养的讲学制度，对官学的影响很大，甚至也可以说是官学的一种补充。

其三，印刷术的突破。自从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书写方便。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说法，雕版印书始于隋朝。这虽有不同看法，但至少说明当时出现雕版印书的条件。雕版印书，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文化教育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隋书·儒林传序》载，隋初的学校相当发达，有“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到了隋文帝晚年，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京师国子学一所。不久，国子学又和太学合二为一，成为太学。隋炀帝即位后，又恢复旧制，国子监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其他专科学校又振兴起来，而且“盛于开皇之初”。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