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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来评价开凿大运河的历史功过呢？这是后人常常论及的问题。

隋炀帝开通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以后，由于隋朝享国短促，大运河的作用在当朝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在继隋而起的唐宋，大运河日益显示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

对于隋炀帝时所开凿南北大运河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看，隋和唐初，几乎没有人说过开凿大运河的好话，往往以“亡国之因”论之。但到了唐代中朝，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论调有所变化。尽管也还有人咒骂此事，如白居易的《隋堤柳》诗，但毕竟有较多的人开始较为公允地进行评论了。唐代宗时期的宰相、理财家刘晏说：“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经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唐宪宗时的宰相、理财家李吉甫也说：“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皮日休的《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里也说：“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这说明，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一则人的偏见少了，二则大运河的历史功绩日益显露出来了。

“隋之民不胜其害”，害在哪儿？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苦了隋朝一代人，“为其国促数年之祚”，由于处置失多，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史学家胡如雷曾做过估算，大业八年间，隋炀帝一共兴修22项工程，总共动用人力达3012万人次。当时人口才4600万，每年平均征用400万左右的劳动力，占到了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了。仅开凿通济渠时，役使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众，丁夫死亡三分之二，沿河民众所受侵扰，更难胜言。开永济渠时，因为丁男不够，以至役使妇人。对于运河的深度、宽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得偷工减料。当时制造一丈二尺的铁脚木鹅，用来测试运河深浅。据说测出浅处共有一百二十余处，便将浅处两岸人丁以及督催官骑，尽埋堤下，谓为“叫他生作开河夫，死为抱沙鬼”。

开掘运河的工役所忍受的苦痛是难以言喻的。据《艳史》载：“众丁夫既充工役，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去挖，一日挖到晚，毫厘不敢偷空躲懒，只挖得腰驼背折，力尽筋疲，若稍迟延，不是捆了重打，就是拿去枭首。哪一个不心惊胆战。天微亮就要动工，挖到乌天黑地，方才住手。夜间又没个房屋居住，河边泥草地上，便是安身之处。晴天日晒犹可，若到了落雨时节，就直立在水中开挖，就像泥拌干鳅。若有疾病，又不许告假替换，直挖至死方才住手，好不苦恼，好不伤惨。”这虽然是小说的描写，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的惨景。

“唐之民不胜其利”，利在哪里呢？这方面的记载更是不少。

其一，利在漕运。唐代，京都仍设关中，“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食货志》）。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几乎完全依赖江淮漕运维持其生存。所以，唐王朝对从江淮到长安的这条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进行了不懈的疏浚、修整。如对通济渠连接黄河的渠首（当年称汴口）进行疏浚。由于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容易淤塞。唐初每年至初春就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对整条通济渠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疏浚。对于邗沟也先后进行了五次疏浚。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润州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为改换漕运道路，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从此以后，由于瓜洲运口距离江南运河的北口较近，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它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代诗人李白在《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称赞说：“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对于江南运河也进行了多次整治。在唐代近三百年中，尽管运河时通时塞，但疏修工程不断进行，漕路基本上是畅通的。江、淮物资通过运河源源不断进入京都，仅由汴河运往京师的粮食，由初期的每年二十万石，至开元末达到三年运七百万石。天宝二年，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四百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量的最高纪录。到了唐代中期，北方地区因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当时京城供应的唯一来源就是东南地区。唐人常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樊川文集·上宰相求杭启》）到了宋代，对于运河，特别是对汴河的依赖更甚于唐。“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因而把汴河视作“建国之本，非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宋史·河渠志·汴河下》）。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至道初上升到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猛增至七百万石。另据《欧阳文忠集》载，薛简肃在任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时，曾“岁以八百万石食京师”（《欧阳文忠集·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熙宁宣徽北院使张方平曾经说：“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乐全集》卷二七《论汴河利害》）可见，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成了唐宋王朝赖以存在的生命线，认为运河是“咽喉”，唯恐被人割断，于是除了加强疏浚外，还曾派防御军，以防止运河被破坏。

其二，利于分洪、灌溉。南北大运河除了漕运之外，还起着分洪的作用。黄河实为河北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黄淮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淮河北侧众多支流，如濉、涣、涡、颍，均源于黄河右堤附近，流向与地势一致。开凿运河之后，运河对黄河防洪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每年六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黄河的流量骤然增长，而下游泥沙沉积，河床很浅，在河水上涨之际，容易泛滥成灾。但从开凿运河以后，每当黄河涨水季节，部分河水可以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这样一来，便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正如北宋御史中丞梁焘所说“汴口析其（黄河）三分之水”。把三分之一黄河水引入汴河，无疑大大提高了黄河下游宣泄洪水的能力。周魁一先生还认为隋唐五代黄河比较稳定的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黄河下游有南北贯通的永济渠、通济渠（水电部水科院《科学研究论文集·水利史》）。此说很有道理。

南北大运河还有灌溉良田的作用。引用运河之水进行灌溉，特别是利用通济渠引来黄河之水进行灌溉，不仅可以解决作物旱时所需水分，而且可以治碱改土，所以当时在运河两岸不断出现了“盗灌”事件。为此，唐朝为了保持足够的水量以通漕运而采取一项保护性措施，即禁止盗灌。据《新唐书·食货志》载：“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由此看来，争相盗引运河之水来灌溉的现象相当严重。禁令颁布了，盗灌依然存在。《白居易集》曾记载一件因为引汴水灌田而引起的纠纷。“转运使以汴水浅，运水不通，请筑塞两河（岸）斗门。节度使以为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白居易那里，最后判以灌溉为漕运让路。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的运河的确起着灌溉的作用。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他“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斗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既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沈括之见，既是对宋代引运河淤灌的说明，又是对隋唐运河起了灌溉作用的肯定。

江南运河的灌溉作用更为明显。它流经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贯穿江、浙太湖平原，使太湖流域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丹阳的练湖、武进的孟渎等水利设施，既灌溉农田，又可调节运河水位，如“武进西四十里有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新唐书·地理志》）。江南水乡浦、渎、湖、塘河网化的形成，即是以江南运河为干线而形成的。湖田、圩田的开辟，都与运河相关。这对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南宋大臣詹体仁少从朱熹之学，深理学，擅星历，晓农事，著有《象数总义》等，他说：“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馈运，资国信往来而已，苏、秀、常、润田之高邛者实赖之。”（《泉南杂志》卷下）唐宋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了这一地区粮食的富裕，也反映了运河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农田水利的开发。

其三，利于接通海陆交通。有了这样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大运河之后，就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自然河联结起来了。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显然，运河起着把陆路和海路连接起来的重要作用。南来北往以及走向世界的人们大致经由运河。开元、天宝时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李涉和韦建先后沿运河南下，沿途作诗，以志此行。李涉有《濉阳行》，韦建有《泊舟盱眙》。

海外同中国的交往也多经此路，这样就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这样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在隋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唐代，使者、高僧频频东渡，日本又大批派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等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当时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

北路：经朝鲜半岛西渡黄海，至登州上岸，再由青、济、汴州而达洛阳、长安。或沿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楚州涟水县入淮河，上溯至楚州（今淮安），再转行运河。自此或西去汴、洛或南下扬州。

中路：由日本出发，直接跨海西行，至长江口及苏北沿海一带登陆，入扬、楚州，利用运河，继续行船，经汴、洛，西抵长安。

南路：从日本出发后，横越东海，南下至明州及浙江沿海登陆，溯钱塘江或由浙东运河经越州而至杭州，再利用江南运河抵洛阳、长安。

从南亚、波斯湾地区进口香料，由广州溯浈水（北江）至浈昌，翻越大庾岭，入江西，集于洪州（南昌），顺江而下，至扬州，由运河进入洛阳、长安，也有一部分在扬州装上海舶，转销日本、新罗。著名的鉴真大师几次东渡日本，都是在扬州“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唐大和尚东征传》）出海的。扬州襟江带海，又是运河的交汇口，渐渐发展成一个海外贸易集散市场。

其四，利于中央政府对全国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南北大运河开凿之后，有利于历代王朝，特别是唐宋王朝对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此时期的统一局面是与南北运河的通畅分不开的。运河通畅，统一局面就得以维系。唐宋王朝，每年都要组织民夫对运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以保证运河的通畅。反叛者也常以“断绝漕路”来对抗王朝。如公元684年，徐敬业起兵扬州，运河受阻。建中二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勾结，控制徐州，“遣兵扼徐州埔桥、涡口”，同时，“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所谓“运路皆绝”即指汴河路和江汉路漕运皆不能通过。李、梁等叛将企图以此置唐王朝于死地。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结果“江淮进奉船千余艘”还是从涡口通过了。在唐军逼迫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资治通鉴》卷二二七）。以上说明南北大运河除了沟通南北经济交流外，还起着政治、军事控制的作用。翁俊雄先生在《唐宋运河之古今》中说：“从唐末至南宋，经历了统一、分裂的反复过程；而运河也经历了通畅与阻断的反复过程……运河的命运与统一局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能通畅，就会出现统一局面；它若阻断，统一局面势必瓦解。”（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所言甚是。这就是说，王朝通过南北大运河实现了对全国的政治、军事控制。

唐王朝对南北大运河之东北段——永济渠作了疏浚之后，发挥运兵运粮的作用，如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八《上军国几要事》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杜甫诗中也曰：“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唐王朝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就是通过南北大运河送物资以备北军之费用。如颜真卿的《颜鲁公文集》附录《颜鲁公行状》云：“时（安史之乱）清河郡寄客李华为郡人来乞师于公……曰：‘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之天下北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余万匹。”《新唐书·颜真卿传》也载：“清河，……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天下北库。”清河在永济渠侧。

其五，利于商业的发展。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农副产品的交换与商品的流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运河不仅是京都粮食、物资的主要运输线，也是商业交通的重要航道。不仅淮南、江南，而且岭南甚至西南地区的粮食、丝茶、瓷器、布帛等百物都从水路运来，北方的枣、梨、药材等，也由此路运向南方。唐代李吉甫评论说：运河开凿后“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盐商、茶商、米商以及贩卖江湖之货的商人，往来于运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史学家杜佑也说：运河开通后“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其来往之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明·李濂《汴京遗迹志》）。

南北大运河开凿之后，由于交通运输的发达，漕运的兴起，沿线码头、堰闸等交通设施的兴建，也促进了运河沿线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扬州，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口，是南北往来、东西交错的水陆交通的总枢纽，这里曾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苏州位于太湖之滨，在唐代已成相当繁荣的商业城市。城中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几十种。唐诗人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杭州是大运河的终点城市，地处钱塘江畔，当时就成为海外贸易港口。《隋书·地理志》载，杭州及其附近的城镇“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到了唐时，杭州已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唐文》卷三一六）的商业城市。入宋之后，海外贸易更为发展，宋欧阳修的《美堂记》说：杭州“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同上）。在扬州和苏州之间的润州和常州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是通往“三吴”、“百越”的交通要地。还有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楚州等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给城市带来了便利的交通，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漕运的兴起，沿线码头、堰闸、平水准等交通设施的兴建，使这些城镇桅船如林，商品堆积如山。后人称隋唐运河好像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彩虹，而运河线上的城市就是彩虹上的一颗颗明珠。东北系统运河线上的明珠，比起东南系统运河上的明珠确有些逊色。但由于永济渠的哺育，永济渠上的明珠——魏州、馆陶、临清、沧州、幽州等也发出自身的光彩。

历史伟人的行动往往是有预期目标的，但是行动产生的实际后果却往往不全与预期目标相吻合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哥伦布原本也只打算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新大陆。隋炀帝开凿运河所带来的以上诸利，多为隋炀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开凿南北大运河的伟大贡献。尽管后世多有责难，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利”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日益显现，它也不只利于唐，实际上，而是利在千秋，利在中华，人们一直在利用它，纪念它。

从真正意义上说，隋炀帝才是开基立业的皇帝，他不只着眼于营东都、凿运河之类的“实业”，还注重于人才的培养，这充分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