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运河开凿的特点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在勘查测量、节制水量、平衡水位、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水道各方面都需要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巨大工程的顺利进行和神速完成，雄辩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也有力地体现了开凿运河决策人隋炀帝的巨大气魄。自春秋以来，历代都有整修运河，首次贯通海、黄、淮、江、浙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是隋炀帝时开通的。它具有自身的特点。

白居易像

梅尧臣像

其一，综合利用。利用挖河弃土来筑路、植树，在通航的同时，又发展了陆路运输，并保持不让水土流失。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通济渠的记载，如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树之以柳等。历代文人都曾以隋堤和路、树为题写下了不少的诗篇。白居易的《隋堤柳》这样写道：“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三百里。……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木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说植树造成了隋王朝的灭亡，那是十分荒谬不经的，只是一种文人的随意比兴，但从这些诗作中倒是使人看到了隋炀帝之后的二百年，隋堤上还保存着路和树。直到宋代，人们对隋代运河两岸的树木还有亲切情感。梅尧臣的《汴堤莺》写道：“古堤多长榆，落荚鹅眼小。其下泛黄流，其上鸣黄鸟。”陈师道的《汴河雨后》写道：“雨霁晚虹收，河堤净如扫。清荫拂人树，翠色重流草。”元人金元素的《书宿州惠义堂》写道：“空城落落柳依依，州是符离旧县基。山势西来连汴泗，河流东来接徐邳。扶疏亭畔多荒草，惠义堂前有断碑。官府不须频赋敛，乡民比屋正号饥。”明代彭勖在《过宿州汴堤》诗中，有“春风匹马汴河堤，西望秦川路已迷”之句。卜梦熊的《夜过隋堤》也写道：“荒城寥落不闻鸡，夜半催行信马蹄。野色苍茫浑不辨，携将残梦度长堤。”这些诗句客观地记录隋炀帝时开凿的这段运河虽已旧废，但路和树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从唐宋运河考察队的考察情况看，文献的记载基本上都符合事实。在安徽境内运河上，过去长有许多古树，现残留的三棵老槐，仍生机盎然。一在灵璧东汴河南堤上，盘根错节，三人合抱尚不能尽其围；一在濉溪县四铺粮站内，址当北堤，为原树根部一枝条长成，粗为二人合抱；第三棵在百善集西头汴河南堤上，由于水土流失的缘故，根部裸露出地表近二米高。因为这些树都生长在汴堤上，且年代久远，当地群众代代相传为“隋槐”或“唐槐”。

其二，利用旧有航道。这是一种历史的机智，对前人的成果不是废弃而是充分地利用。运河利用汉魏以来自然航运条件较好的旧有航道。隋炀帝时开凿运河，充分地使用了自然航道。通济渠和永济渠都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作扇形张开，尽量利用黄河南北自然地形的特点，使运河顺应地形，由高向低缓缓流去。当时既利用了黄河南北水流的自然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水路交通。根据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从陈留东南到宋城一段，长二百一十五里，是利用睢水河道，从谷熟到临涣一段，长约二百零五里，利用了涣水的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北界一段，与蕲水同流。利用了旧有航道，一则是开凿的时间紧迫，二则可以增强对通济渠水量的补充力。

永济渠这一段大部分也是利用自然河道。从沁水下游凿渠与淇水相通，在淇县境与卫河相接，由卫河而下，再溯漯水而上，直达蓟城。

大运河穿梭景观图（佚名）

整个南北大运河贯通了中国东部平原的广大地区，沟通了京都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和浙东平原富庶经济地区的联系，支撑了隋唐，特别是唐王朝。运河沿线的长安、开封、魏州、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泗州、楚州（淮安）、扬州、润州（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杭州、越州（绍兴）等都成为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大运河交通的开凿和发展，正是促进这些城市繁荣的基础。当时运河上云集了无数舟船，穿梭不停，船型各异，货物繁多。

尽管利用故道修凿而成，民众仍然付出了繁重的劳动和宝贵的生命。在《大业拾遗记》中有载：“炀帝将幸江都，令将军麻胡浚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儿，或夜啼不止，呼麻胡来，应声止。”当地盛传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即“枯河头”的故事。枯河头在泗县东北二十里，是紧贴古汴河的一个小集镇，在隋代始称“哭孩头”。传说隋炀帝开运河时，命大将麻叔谋带兵押着一百多万民夫开运河（即汴河），四十里为一站，限期完成，到期挖不好就要杀头。麻叔谋不仅凶，还最馋，喜欢吃熊掌。每到一个州县，地方官和豪绅都必须给他熊掌吃。当运河挖到“哭孩头”时，因这里没有山，也逮不到狗熊，所以没有熊掌给他吃。麻叔谋兽心大发，就叫手下的陶、柳两人偷老百姓小孩，剁下手掌烹了吃。起初，老百姓还以为小孩跑迷了，或被野兽衔去了，后来发现是被麻叔谋害死了。于是，为了记住这个仇，老百姓就把这个镇命名“哭孩头”。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很自然使人们想到春秋战国时代郑国开凿郑国渠时，也是民怨沸腾，但是郑国坚持了下去，而且成功了。问题是隋炀帝用力过猛，工程又比以往任何工程要大得多，隋代又二世而亡，于是，人们对大运河之开凿就多所非议了。宿县文物工作组的同志还说，1950年冬，在疏浚濉河时，发掘出许多稷子。这些稷子干什么用的呢？据群众传说是在隋炀帝下扬州时，因为干旱，此段地势又比较高，故河水干涸不通。船不得过，于是就用稷子拌香油铺在干河床上，命青年男女纤挽龙舟滑行。歌曰：“隋炀帝下扬州，楚国稷子拌香油。”

这些传说，尽管内容与史实并不相符，但却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隋炀帝修运河给广大劳动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隋炀帝于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下令开凿运河，八月十五日即乘龙舟幸江都，在前后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里，修浚的运河“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交加，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大业杂记》）。又“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隋书·炀帝纪上》）。如果不是监工的官吏对广大民工施以酷暴的督责，“虐用其民，百姓惴栗”，被迫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怎么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修河、筑路、植树、建宫、造船等工程呢？这就难怪监工的官吏在百姓中留下可怕的印象，以至不懂事的孩儿们都闻其名而噤若寒蝉了。

开凿之时的残暴可以想见，通航之后，江南的财富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长安。唐代诗人李敬方写道：“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其三，拉直距离。通济渠是呈直线的，其路线是板渚、郑州、开封、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盱眙一线。据白居易的《隋堤柳》所记，通济渠全长一千三百里，《宋史·河渠志》也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在宋代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延久四年），日本高僧成寻到宋朝来朝圣时，所走的也是这条水道路线。他说，“此河（指山阳渎和通济渠）为隋炀帝所掘也”，按水程总计自“扬州去东京（即开封）一千五百里”（《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15册）。其中，把扬州至泗州淮河口约五百里的水程，折合成开封至板渚的距离，那么，通济渠全长大致上还是一千五百里左右。由此看来，通济渠是一条呈直线的运河。如果从彭城汇入泗水，走一段弧形，如此绕道估计又得多出五六百里，即增加一倍的水路。一则航程增长，二则在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弯曲，又有徐州洪（亦称百步洪）、吕梁洪之险。据《水经注》二五卷《泗水注》云：徐、吕洪地处山脚，有“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之险，自古以来就不是一条理想的航道。隋炀帝时开凿运河撇开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径直入淮，不仅路近，而且在今商丘县以南是利用睢水，在商丘县以下即利用蕲水。同时商丘以下的蕲水河道坡降较小，利用坡降较小的河道行船自然方便、安全。开河拉直线，在明齐东野人的《艳史》里也有反映：“麻叔谋只是取直了河道，竟自挖去。遇人家挖人家，遇城郭挖城郭，遇坟墓挖坟墓，一丝一毫也不做人情，若有人说半个不字，便请过圣旨来，或打或杀，定要害他性命。故此一路上任他横行，无一人敢来阻挡。”这里多少也反映了当时官员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实际情况。

有的根据韩偓《开河记》、《资治通鉴》等有关资料，赞同宋代苏轼的说法，把“入于泗达于淮”，说成汴河流经泗水。据屈弓《浅谈汴河沿革》（见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考证，所谓“入于泗达于淮”，极可能是“至泗州达于淮”的传抄之误，即使没有传抄之误，这单一的泗字，也可视为泗州的省称，并不一定指泗水而言，笔者认为此说有理。因此，《资治通鉴》一八○卷的记载，不能作为隋唐汴河入泗说立论的依据。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是不入泗水的，而是经宿州至泗州入淮，在《全唐诗》中有不少证据。白居易罢苏杭刺史北归，先后写下了《自余杭归宿淮口作》、《汴河路有感》等诗，由此可见他是经淮水由泗州淮口入汴河。《全唐诗》有不少描写大运河的诗句。罗隐在《中元夜泊淮口》（《全唐诗》卷六六二）也写道：“敧（同倚）枕正牵题柱思，隔楼谁转绕梁声？锦帆天子狂魂魄，应过扬州看月明。”罗隐认为隋炀帝巡游江南都曾道经泗州淮口，应当说这反映了流行于唐代的传说，无怪乎《淮系年表》卷三有“炀帝幸江都，道经盱眙”的记载。

在开凿邗沟这一段，也几乎是一条直线。这条运河既要穿越今仪征以北的丘陵地带，又要截断今皖中丘陵东排入海之水，选线不当，可能就不能通航。隋炀帝时所开的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江苏水利全书》卷一二《江北运河一》）。

《御定全唐诗录》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