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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是什么呢？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

有的论著说，如果把隋炀帝开凿运河看成贪恋江都美景的结果就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持有此论者不同意将“想游玩江都”视作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显然，将“想游玩江都”视作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唯一动机，那是失之偏颇的。但是，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毕竟是有其个人欲望的。张崑河在评论隋炀帝开运河时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卷七）说隋炀帝贪恋江都美景，这是事实。当年，隋文帝因为晋王杨广有平陈之威望，将他从并州总管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杨广在江都的时间不算短，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任扬州总管开始，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时间。当时的江都郡，是个繁荣富庶、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曾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洪迈《容斋随笔》卷七《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在《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反映了当时的实情。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即江阳（今邗江县）、江都（今扬州市）、海陵（今泰县）、宁海（今如皋）、高邮、安宜（今宝应县西南）、山阳、盱眙、盐城、清流（今安徽滁县）、全椒、六合、永福（今安徽天长县北）、句容、延陵（今镇江市）、曲阿（今丹阳），有人户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可能所喜欢的还是江都的春江花月夜的美丽景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这首诗确实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传说《春江花月夜》是陈后主叔宝所创的调，但其作品于今已不传，杨广能用它咏扬州的景色，说明他是有文学素养的。李廷先先生认为唐初江都诗人张若虚衍为大篇，开头四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流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似受杨广诗的影响。杨广另外还作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四时白纻歌·江都夏》、《早渡淮》、《幸江都作》、《迷楼歌》等篇，虽然大都是杨广称帝以后的作品，但联系起来看，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以，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宋人作《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但这仅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动机之一，不能视作根本原因。对此，唐人许棠已看出了隋炀帝当时开通运河的真实意图了。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坐镇江都十余年，贪恋江南之物产，固然是一个方面。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这种巡游，固然有享乐成分，如三下江都，但不可能一概以单纯的享乐视之，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就无从解释，因为那些地方并非可供炀帝之玩处。开江南运河前一年，隋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这里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巡游”，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考察，了解下情。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下面去看一看，了解一点民间实情；其二，隋炀帝凿运河根本上还是防止自己这个新建的王朝“不能长世”之措。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南朝亡国之君。此“巡狩”显然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著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认为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根据是《资治通鉴》的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我们不能将此言绝对化了，隋炀帝说的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其实，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直至开皇末，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着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事常识。“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是明白此理的。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物质上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至于南运河的开凿又怎样呢？据《资治通鉴》记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四月，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对其目的，胡三省有所回答，他说：“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这里所言“将以伐陈”四个字，从本质上道破了当时开山阳渎的目的。

从隋炀帝对运河的实际利用，也可以看出隋炀帝为攻打高丽而开凿南北运河所留下的踪迹。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开凿运河的全部工程刚完工，隋炀帝便迫不及待地从江都乘龙舟北上，途中连东都洛阳也未驾幸就直达涿郡。这次北上以后，炀帝亲率大军发动了讨伐高丽的第一次战争。在这次攻打高丽的战争中，隋炀帝“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还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同年七月，又征发江淮民夫及船、运输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利用南北大运河的史实都说明开凿运河与攻打高丽的关系。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编纂的《说郛·隋遗录》还有一段细节描写：“大业十二年，炀帝将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东都。宫女半不随驾，争泣留帝，言‘辽东小国，不足以烦大驾，愿择将征之’，攀车留措，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戏飞帛，题二十字，赐守宫女云：‘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留颜色在，离别只今年。’”这里披露了开凿运河与攻打高丽的关系。对于隋炀帝即兴赋诗的具体情景，金宝祥等在《隋史新探》中也作了这样的分析：“炀帝即兴赋诗时的情景，说明开运河、幸江都与攻打高丽之举如环相扣，紧密相连。如果炀帝乘船经运河，幸江都，同攻打高丽无关，那宫女们为何要给炀帝说‘辽东小国，不足以烦大驾，愿择将征之’的话？炀帝为何在赐守宫女诗中也把‘梦江南’同‘征辽’拉扯在一起？宫女们的话和炀帝的诗，前后呼应，语意相同，……它道出了炀帝幸江都是为筹划再次攻打高丽这一实情。这就说明，开运河是同攻打高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所言甚是。

有的论著还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此言失于偏颇。

据明齐东野人编演《隋炀帝艳史》说，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睢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在《隋史遗文》又变为人为之阻拦。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移，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人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应该说，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既有贪恋江都美景的动机，又有搜刮江南财富的目的；既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的动机，又有攻打高丽的目的。其工程是伟大的综合工程，其动机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其主体动机则在于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其统治。这一动机，也许对隋炀帝个人来说是并不明晰的，但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凡事仅有主观动机，而没有客观条件相配合，也是难以完成的。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这件大事也不例外。当时开凿大运河的条件是：

其一，南方经济之发展。三国以后，由于江南地区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士民大量南迁，人口突然激增。南北两方民众互相学习，他们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与南方水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丰沛等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共同开发了江南富饶的处女地。经过长期的共同的辛勤劳动，垦地面积日益扩大，使江南广阔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再加上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品种，开始栽种和推广“九熟之稻”（《抱朴子》云：“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等等，使江南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江淮及太湖一带，则成为天下的粮仓。《宋书·周朗传》说：“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米价也比较便宜，有时斗米只要三钱（《梁书·武帝纪中》），由此可见江南粮食产量的丰裕。南朝梁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自三国到南陈之亡，近四百年间，江南已经从贫穷落后的状态，变为财货富饶的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发展，使得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联系成为势所必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就曾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魏书·成淹传》）迁都洛阳和“通运四方”的战略构想远在隋炀帝百余年前即已产生，并已开始实现，这就说明，如果隋炀帝不开凿运河，迟早也会有人去开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其二，割据政权之消除。在南北朝对立时期，隔绝了南北的经济联系，按照当时规定，南北以淮水为界，严禁民众互市通商，违者治罪。《北史·高允等传》说，北齐天保初（公元550—公元552年），高允族子季氏“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北史·崔鉴等传》中也说：北齐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崔挺子季舒“除光禄勋，兼兵部尚书。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会赦不问”。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要沟通南北交流是相当艰巨的。同时也说明，南北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南北经济往来，不少人冲破当时的禁令，为南北经济交流作出牺牲。经济是基础，它具有无可抵御的力量。这种“淮禁”之网最终会被南北经济的发展所冲溃。据史书记载：“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贾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北史·循吏传》）民间贸易在突破南北割据政权的禁令下不断增加。于是，这种阻止南北经济交流的“淮禁”旧制，在南北经济力量猛烈冲击下，至迟自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起，就彻底崩溃了。正由于当时的禁令有所松动，各地的物产才得以流通。《文苑英华》卷七二〇贾至《送蒋十九丈奏事毕正拜殿中归淮南幕府序》里说：“鱼盐之殷，舳舻之富，海陵所入也。齿草羽毛，玄玑组，东南所育也。”隋代周灭陈，统一了中国，南北割据政权互相对立面消除之后，也为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政治条件。

其三，有贯通南北水运的基础。在隋炀帝之前，尽管由于分裂割据，但为了自身的发展，都在利用水源，开凿运河，不过运河的开凿多半是属于地方性的，范围很小，流程也比较短，但它为隋炀帝第一次完成纵贯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如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只沟通了江淮。西汉开凿的蒗荡渠和东汉开凿的汴渠，只沟通了河、淮，著名的鸿沟系流，尽管它有着密如蛛网的支流连通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等四大河川，组成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水路交通网，但它也只沟通黄、淮之间的广阔平原，实际上也只能算作是沟通黄、淮二水；曹操所开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也只能联结沁、淇、洹、泒、潞、滹沱诸水，至多也只能算是沟通河、海。在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急需，大都开凿了如前所述的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为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作了准备。这些分裂时期开凿的地方性运河，只有统一之后的国家才能把它连通起来成为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隋都大兴城（今西安）是天然适宜于建都的地方，但是关中平原太狭，所产的粮食不能供给京都消费，必须从关东和江南漕运粮食和其他物资来接济。《隋书·食货志》说：“京邑所居，五方辐辏，重关四塞，水陆艰难。”陆运有关山阻艰，“动致疲勤”，水运虽有渭水，但“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渭水漕运如此困难，隋文帝决心另开运河以解决京都与经济富庶区的联系。所以，他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令“多伎艺”、“有巧思”的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由都城附近起，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直到潼关衔接黄河，以通运漕。这为隋炀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其四，开凿技术之积累。开凿运河也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对具体的计划和施工过程，虽然缺乏记载，但从史实看，南北大运河是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的，从工程进展的顺利和完工的迅速来看，是与当时高超的工程技术知识和丰富的人工开河经验分不开的。这些积累又是同历朝历代对地方性运河的开凿经验密切关联的。

当时，冶铁技术的普遍应用，比较发达的炼钢法都为制造开凿运河所需的工具创造了条件。同时开凿运河的另一个条件，是科学技术。南朝宋、齐之间的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求得圆周率有效数字已精确到第八位。西晋裴秀创制的《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为通济渠以至整个运河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必需的技术和资料。早在汉代兴建漕渠时，就掌握了水准测量的技术并具备了相当的水平。《汉书·沟洫志》有载：“齐人延年上书言：‘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在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中，对当时测量地势用的“水平”也有详尽的记载。在开凿运河的同一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跨度37．37米，矢高7米多，矢跨比五分之一，全部用石料砌成，一跨过河，桥面平缓，便于车马往来。为使人工运河通畅，最为复杂的技术问题是解决各河段的水位落差问题。由于地势有高低，因而各河段间势必存在水位落差。当时已知在河段之间筑起土坝，以拦阻河水。这种在河段间的土坝称为堰或埭。但行船有所不便，于是又出现了“复闸”，其办法是，船行至关闭的闸前，然后关闭后闸。在两闸间，或充水，或放水，以提高或降低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流趋于一致，然后开前闸，使船通过。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官政》有载：“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这就是说，至迟在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中就出现了复闸。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任务是将南北运河贯通，穿山越岭，地势时高时低，水位落差问题是极难处理的。除了上述堰闸之外，还使用其他办法，秦始皇凿云阳直道使之阿曲，实际上是顺应地形、地势以开通一条弯曲河道。弯曲河道比直道能增加河长度，降低河床坡度，调整水位落差，便利船只航行。这同今天在山间选择盘山公路以利车行的道理是一样的。秦始皇时代已经能够这样做了，隋炀帝时代当然更加能够这样。

开凿运河在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没有主观的动机，就会贻误时机；有了动机而无条件，事情就办不好，到隋代，条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