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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乃帝王所居，重宝所藏，百官衙署咸集的枢要之区，安全稳固自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四周有山水环绕，形成关中平原中的一个小平原。其南之终南山，为秦岭最北一支，高山雄峻，山谷幽邃，是其南部之屏障；其东之骊山，乃终南山趋向东北后又折而向西的支脉，犹如一只伸出的臂膀，紧紧地回护着小平原之东缘，形成函谷关、潼关之后长安东方之第三道门户。不仅山河险固，而且原野开阔、水源充沛、交通方便、山川秀丽，自古为建都重地，也为隋文帝所倾心瞩目，刻意经营。可是，到了隋炀帝即位之后，为什么又要下令营造东都呢？其动机何在？

一为谶纬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了这样的叙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留晋王昭守长安。……癸丑，下诏于伊、洛建东京，仍曰：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构，务从俭约。”司马光把隋炀帝营建东都的主要动因归之于迷信谶纬。

杜宝的《大业杂记》的记载是：“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闻初皇时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唐人李吉甫却不认为是迷信谶纬的缘故，而认为是由于地理形势的原因。他在《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中说：“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删弃《隋书·炀帝记》所载营建东都诏令，又不取《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却偏偏转述杜宝的《大业杂记》所言，看来这是司马光有意贬低隋炀帝之所致。如今看来，此谶语荒诞无稽，可是，对于隋炀帝来说，他是深信章仇太翼的谶语的。前文所述，当年隋文帝将前往仁寿宫避暑，法术师章仇太翼一再劝阻，隋文帝拒绝接受，章仇太翼说：“是行恐銮舆不返！”（《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认为隋文帝这一趟出去，恐怕永不再返！隋文帝听后大怒，随即逮捕章仇太翼，囚禁长安监狱，准备从仁寿宫回来时，把他斩首。不久，隋文帝果真病倒在仁寿宫，他深感章仇太翼言中了，特地命杨广赦免章仇太翼。对此，杨广是了解的。所以，隋炀帝对章仇太翼的话不是充耳不闻的。营建东都的缘起，同章仇太翼的话多少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这个说法自是牵强附会，荒诞无稽”（韩国磐《隋炀帝》）。当然，它还不是主要原因，那也是肯定的。

二为征高丽之说。有的论著说：“营造东都工程工期短，役丁死亡众多的骇人听闻史实，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这显然是说，炀帝‘将事辽、碣’，是官吏‘督役严急’和‘役使促迫’的根本原因所在。”“营造东都洛阳是为了攻打高丽。”（见金宝祥等著《隋史新探》）此说的根据不足。《隋书·食货志》在“东都役使促迫，（役丁）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一句之下确实接着写道：“时（炀）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但这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三为“杨谅毒被山东”之说。有的论著说：杨谅余孽及其原辖区内民众的疑惧，江南世家大族可能发动反叛，故营造东都。上文已述，隋文帝死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同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举兵反”，同月一举讨平，十一月隋炀帝为防备杨谅余孽再度起兵，便幸洛阳，并“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上》）。为就近监督之便，他又将杨谅在并州的属下及当地大族举户迁至洛阳。隋炀帝在采取这些防范措施之后，杨谅余孽是否曾有反叛行为，在史籍上未见记载。即使有某些反叛或不轨行为，其影响也不会太大。据此，可以推知，隋炀帝营建造东都洛阳的动机主要不是因为杨谅“悖逆，毒被山东”方面。但不是一点关系没有。隋文帝于仁寿四年死去，不久，其子汉王杨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汉王谅的统治区域，属于“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临黄河”的五十二州之地，自古为“天下精兵处”。自从太子杨勇被废和蜀王杨秀“得罪”，杨谅就“缮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阴蓄异图”，势力雄厚，反叛之后，从反叛者“凡十九州”，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所长期统治的区域，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当时国都在长安，府兵多集中于关中地区，遇到兵变，自然不便迅速调兵镇压，隋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令中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此语，就是指这种迫切性而言的。所以说，隋炀帝营建东都，与加强对汉王谅余党的镇压有密切的关系。直到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河北时，还念念不忘汉王谅的反叛之事，他说：“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隋书·炀帝纪上》）这说明汉王谅的反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为“洛阳美景所醉”之说。有的论著说：隋炀帝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三日前往洛阳巡游，一见洛阳水光山色，风物迷人。徘徊洛滨，不忍离去，实为美景所醉，十八日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诏兴建东都。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当时的洛阳经数百年战乱以后，人文建筑早已破败不堪，自然景色也破坏不少，“美景所醉”云云，就没有着落了。自东周建都洛阳，三千多年来，经无数次的整修，尽管有舟楫之利，又有风光之胜，但是更使隋炀帝陶醉那是迁都洛阳以后的事。东都建成后，宫城内所建宫殿，富丽堂皇，采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运到洛阳，征集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异兽，充实园苑。春日一到，桃红柳绿，燕语莺啼。此时，隋炀帝确实为良辰美景所陶醉，他曾写下一首《东宫春》的诗，足可证明，其诗曰：

究竟为什么要营建东都，这不是靠单方面的因素所能决定的。除了当时政治形势原因之外，还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或以险要见称，或以富庶延誉，或地处交通要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还有一道诏令，阐明了营建东都的目的和意义。诏令这样写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釐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炀帝纪上》）

隋炀帝在诏书中讲了营造东都的三条理由：

其一，顺应“变化”。“变则通，通则久”，从理论上来论述，设都也得顺应时代的变化。认为，假若上天的旨意一成不变，推演变化怎么能形成一年四季，人世间各种事情如果丝毫不变，处理政务又怎么能管好千家万户。还从“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迁都的必要。《清高宗实录》卷二一六有言：“古者东南未辟，王畿侯甸，皆在西北。”明代礼部尚书于慎行对洛阳城的变化作过一番考察，他在《谷山笔麈》卷一二指出：“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北渐敝。”到南朝时，江南日盛。到了唐代，江南影响了王朝的财赋，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里都具体地说明，历代都城的变迁都有一个政治、经济变化的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经济重心南移，京师要仰仗东南漕运，但航道日益凋敝，物资转输维艰，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就不能恪守旧规，而要顺应变化。就以供给来说，当时发生了变化。京都长安地区，以至整个关中地区，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民众死亡流散，造成社会不安。可是江南地区，经过六朝时期数百年的开发，农业生产已超过黄河流域，因而那里的租谷也就成为维持王朝的主要供给来源。但因有三门砥柱险阻，关东及江南租米运往长安极为艰难。为此，“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长安）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沿河在“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以逐次转运，供应京城需要。并在伊、洛、郑、汴等“十三州置募运米丁”，若有“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隋书·食货志》）。尽管如此，仍不能解决关中民众的口粮问题。隋文帝曾几次率领饥饿不堪的关中人到洛阳就食。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关内饥”，来到洛阳（《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八月，“上帅民就食于洛阳”（《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这里反映了关中经济恐慌，而洛阳却有丰富的粮食。隋炀帝看到如此情况，就决计迁都洛阳。

其二，京都之地，便于号召四方。《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中国古都中首推洛阳位置最中，号曰“天下中土”，甚而有简称“中洛”者。择都洛阳的好处，据明人说可使“阴阳和，南北平，百物会”（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九州》），因而，国祚也会长久。诏书也称洛邑为“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自古以来就是王朝京都。周武王灭殷以后，就把这里作为行都，那时就叫作“洛邑”了。周平王把京都正式从西安迁到洛阳。从此，东周的二十四代皇帝都在洛阳。周以后在洛建都的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古代帝王所以乐于在洛阳建都，地理形势是重要的因素。古代帝王往往建都洛阳，隋炀帝也建都于此，这无形中有一种号召力。

洛阳的地形十分险要。这里是豫西山区边缘的一块小盆地。《汉书·翼奉传》说：“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向嵩高，后介大河。”宋人李格非的《书洛阳名园记后》有较具体的描写：“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黾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走集，意谓地势险要，且为往来之所必经），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清人陈心传更是把洛阳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虎牢东镇，函谷西封，伊阙肩其南，大河环其北；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雨之会，四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这里如实地写出了洛阳的天然形势和人文风貌。洛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八关都邑”之称。它四周有八关，即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东汉时设置“八关都尉”，以统管八关军政事务，警卫京都安全。除了因为它地处中原，有三山环绕和黄河之险要形势之外，水陆路通畅，四方贡赋同样能送到。汉高祖刘邦说：“我走过天下很多地方，唯独看中了洛阳。”刘邦即帝位后，初建都洛阳，后迁长安。所以，隋朝立国之始，就想创建这怀、洛二邑，但事情拖下来了，可见，建都洛阳这是原来的计划。

其三，便于“赴急”控制。当时汉王杨谅叛乱，危害崤函以东地区，竟使有的州县沦为非法处所。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山遥水远，军队不能奔赴危急的地区，加之移居并州的民户仍在黄河以南地区无法协助防止叛乱。周朝迁徙殷朝遗民于周都成周，用意就在于此。况且南方遥远，东部地区富裕而辽阔，乘机顺势而动，“正值为时”。

加强江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一直是隋王朝的当务之急。南陈灭亡之后，失去权势的南方豪族并不甘心自身政治上的落寞。南陈灭亡的第二天，南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隋书·高祖纪下》曰：“是月（开皇十年十一月）婺州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稜、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这场叛乱几乎席卷整个南陈旧地，杨素率领大军，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此后，南方地区的反叛作乱事件仍不断发生，如开皇十七年六月，原陈将萧摩诃之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资治通鉴》卷一七八）；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叛（同上）；仁寿元年，潮、成等五州獠民造反（《资治通鉴》卷一七九）；二年，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大业初年，“番禺夷、獠相聚为乱”（《隋书·薛世雄传》），等等。这些叛乱，给隋文帝父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防乱，隋文帝于开皇十五年下令：除关中、缘边之外，“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十八年又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下》）这些举措，是出于对吴越地区可能发生叛乱的防范。隋炀帝开凿运河时，特地下令废除了丹阳（南京）与三吴之间的水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加强对三吴地区的控制。

上述三条可以分别看成隋炀帝营建东都的经济、政治、军事原因。从这一点看，他也是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诏令中讲了营建东都的三条理由之后说，百官诸侯都赞同营建东都的主张，但是成周已经荒废贫瘠不能在那里修建宫室，而选择在伊、洛地区营建东都，以便于建立官府，分掌各自的事务，让它们成为万民的法则。

除了营建东都这样的大工程外，还修建了不少宫室，据《隋书·地理志》载，隋时各郡的宫室约有二十六所（另一说为四十余所），如此众多的宫室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但不能把这些宫室都视作隋炀帝新建的。如，晋阳宫和中山宫，早在北齐时就有了，周州宫、长春宫、薄州宫等为北周所建。所以，对有些记载要作分析。《北史·张衡传》说，大业四年，“帝欲大汾阳宫，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大者，扩建之谓也，汾阳宫当始建于北齐，言其“大”，切合实际，而《隋书》、《资治通鉴》也沿袭“大”之字眼，说“大营”、“大建”，这就情不符实了。有人据此，进而说隋炀帝无日不营宫室，恐非持平之论，此为一。再则，广建宫室是历代帝王的通病，不该只盯住隋炀帝，并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对于“大营”、“大建”是要作具体分析的。不管怎么说，隋炀帝确实是好大喜功的，除了营建东都之外，他更具体的战略眼光和更伟大的工程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