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上节已述，隋炀帝在营建东都令有言：“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看来，隋炀帝在营建之初，确有节俭的打算。可是，后来在营建洛阳过程中过分追求壮丽豪华，这固然有隋炀帝内在的主观因素，但这与周围的人的曲意逢迎大有关系，例如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之制度穷极壮丽。”（《隋书·宇文恺传》）阎毗其人，早在文帝时期，即“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及“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隋书·阎毗传》）。于是无不曲从隋炀帝之私欲。裴蕴也是千方百计引诱隋炀帝醉心于奢侈，他“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隋书·裴蕴传》）。何稠其人，“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隋书·何稠传》），专诱隋炀帝迷恋于荒淫逸乐之事。隋炀帝周围的这些人对于隋炀帝走上务尚奢华和淫乱无已的道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都的营建相当雄伟，又是非常神速。《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下令正式动工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二年正月，“东京成”。整个工程共进行了10个月。这种速度是令人吃惊的。于是有的论著说，隋炀帝修建东都并非是在一片废墟上修建的，而是在汉魏故城的基础上修建的，所以施工时间才会这么快。如此推论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洛阳自古以来为京都，这是事实。但是，洛阳屡经兴废，有时甚至被战火兵燹夷为平地，这也是事实。史籍上说：“伏羲：元年，河出图。帝尧：七十有八载，神龟负书出于洛。”这就是相传了几千年“河图”、“洛书”的由来，而舜时大禹“导河洛”，也是千古美谈。大禹即位后，国号为“夏”。据《竹书纪年》说：夏桀王在伊洛之间“筑琼宫”、“饰瑶台”。《周书·度邑》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汉书·地理志》也说：“伊水洛水两岸，有夏之居。”又据唐《括地志》记载：“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周武王灭殷，建都镐京，而把洛阳作为经略东方的根据地。周公旦在洛阳修建了两座城池：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在涧河以东，瀍河以西，在今王城公园一带，为镐京之辅，是周王每年到洛阳接受东方诸侯朝拜的地方。《春秋左氏传》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此。”这就是说，把大禹时代铸造的传国之宝——九鼎，从殷商的首都朝歌迁到洛阳的王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这是正式在洛阳建都的第一个王朝。东周自平王至景王12个王（公元前770年—前520年）以及最末的赧王（公元前314—公元前256年在位），均建都于王城，先后历时五百余年。

成周城，又叫“下都”，在今白马寺东约三里的一大片土地上。《尚书·多士》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说明它是专门集中殷商贵族和驻扎军队的地方。东周从敬王到慎靓王十一个国王都在这里建都（公元前519—公元前314年），历时205年。

东周建都洛阳后，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很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治组织已相当完备。在下都，殷商顽民保持着殷人“以富为贵”的旧俗，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远自西周以来，洛阳就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与齐、鲁，南与梁、楚，有商业上的联系。据《史记》记载：“洛阳在秦、齐、楚、赵之间，周人治产业，利工商，喜为商贾，不为仕宦。”这说明当时洛阳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当时的教育也是相当发达的。著名的大教育家孔子，曾不远千里从鲁国来到洛阳，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对此，汉代有不少汉画像石刻下了孔子问礼的图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洛阳地处河、洛、伊三川之地，划为三川郡，郡守驻洛阳。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公元前202年，刘邦平灭项羽后，即帝位于成皋，国号曰汉，曾都于洛阳三个月。新莽末年更始皇帝刘玄也迁都洛阳，为时五个月。东汉光武帝刘秀深感东方形势之重要，于公元25年迁都于洛阳。公元220年，曹魏继东汉之后建都洛阳，将“雒阳”又改为“洛阳”。《舆地志》说：“汉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曹魏以后，西晋和北魏孝文帝也相继在洛阳建都，他们在成周城的基础上多次加以扩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魏故城”，城周26里，拥有南北二宫，二十四条大街。古诗《青青陵上柏》有云：

可见，经几代人的修建后，洛阳曾经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

汉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即皇帝后，“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刘秀在成周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城是长方形，南北9里，东西7里，城周32里。每隔百步有一座防御工事，即所谓“百步一楼橹”。城门有十二个。城内有二十四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

董卓作乱之后，巍峨的宫阙，华丽的殿宇，均毁于一旦。据载：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曹操的儿子曹植在其《送应氏》诗中，对当时洛阳的惨景写得很具体：

可以说，董卓之乱，洛阳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汉献帝初平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到洛阳，在皇宫的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建始殿”。他的长子曹丕称帝后，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同时，迁冀州士卒五万户充实洛阳。黄初二年秋，又在城内金市之东筑陵云台，并在西园内的天渊池中修建了一所九花丛殿。至魏明帝时，又在汉南宫崇德殿的废墟上建起了昭阳殿和太极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后，也是建都洛阳，又征用民工修筑城池。据《晋书·赫连勃勃传》记载：武帝以叱干阿利为将作大匠，监督民工营造都城。叱干阿利十分残忍，实行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匠作者而再筑之。公元266年，晋武帝又在洛阳城内造太庙，铸成铜柱十二根，柱上全部涂以黄金，雕刻各种物像，并嵌上许多明珠。晋武帝死后，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贵族刘曜等率兵攻入洛阳，纵兵烧掠。繁华的洛阳又变成了一片废墟，满目凄凉。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来到洛阳，见官署、里闾皆长茂草，巡视故宫，为之流涕。但他认为洛阳是建都之地，于是下诏修缮洛阳宫室，后徙都洛阳。其子宣武帝于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魏书·世宗纪》）。扩建后的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贯通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东西横街宽40米，南北大街叫“铜驼街”，宽42米；北魏时，大建寺院，“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城内外寺院共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有的里坊如东郭的建阳里居然兴建了十座佛寺。北魏杨衒之所作《洛阳伽蓝记》中，形容洛阳的寺院建筑为：“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频繁的战乱，又使洛阳屡遭破坏，直到唐代，汉魏故城已完全变成一片废墟。诗人杜牧望着这片悲凉景象，感慨万千，曾写下《故洛阳城有感》一首：

这里附带说几句，洛阳之一兴一废，废而又兴，可以想见，在历史长程中，它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正好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及其政治价值，没有这点，人们为什么要那样重视于它呢？

到了隋代，汉魏故城确实已成一片丘墟。隋炀帝修建东都并非在汉魏故城基础的修建，而是另选新址。这个新址正是隋炀帝自己亲自选定的。即选在汉魏故城（今白马寺东三里）以西十八里的地方。这一带三面环山，地势平坦，洛水贯注，瀍、涧与洛水汇于其间。既有漕运之便，又有险要可防。

当时，隋炀帝到洛阳登上邙山之巅，东望汉魏故城，西观东周王城，南眺伊阙龙门之后，深感洛阳是建都的好地方。他转过身来对群臣说：“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抢先回答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隋炀帝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就选定了这块地方。这座都城，规模很大，经考古工作者探明，其外廓城的四至大体上是：城东北角在唐寺门村，东南角在城角村，西南角在古城寨，西北角在苗家沟村。《旧唐书·地理志》说：“北拒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

历代宫城城墙高大宽厚，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色彩。洛阳东周王城地势较高，西、南两面滨临涧、洛二河，地理形势险要。汉魏洛阳城廓城城墙厚达20米，西北角又筑金墉城，或称洛阳垒，城墙外侧增建马面，军事防御设施又有加强。隋炀帝营建的东都城，更有其护卫特点：

其一，宫城与金墉城结合。隋文帝的长安城依次营建宫城、皇城和廓城，规模宏伟，规划整齐。宫城位于廓城北部正中，前为皇城，后靠廓城之北的大兴苑。长安城以宫城为中心，基本上南北均齐对称，而隋东都洛阳城的宫城，从长安宫城的低沟地区，移到都城西北隅的高地上，不讲究也不遵循“均齐对称”的旧有传统，古人曾经说过：“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习坎》）这里所说的险，指的是地险，也就是山川丘陵的险要之处。正因为如此，隋炀帝选择了“北倚邙山，南临洛河”这块“天室”之地。有了邙山，就增强了阻挡敌兵侵犯的武力。洛河也起了极好的防御。这里也反映了隋炀帝的军事家眼光。同时营建宫城时还与自东汉、曹魏、西晋以至北魏时都城宫城西北隅的防卫设施——金墉城结合起来，虽不再专门设置金墉城，但从今定鼎路北段东西一带宫城遗址的地势、位置以及周围“夹城”来看，已经具备了金墉城便于防守的特点。这是因地制宜的做法。宫城与金墉城合二为一，既更加有利于宫城的守卫和安全，又使城市的布局形式在整体上更加规整有矩，接近正方形。

其二，皇城与民居隔开。自曹魏邺城始，至西晋、北魏洛阳城，中央衙署都集中在宫城南的铜驼街两侧，《洛阳伽蓝记》卷一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说：“自西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所言“新意”，就是一种不许官民杂居的新措施。隋炀帝营建洛阳城时遵循了隋文帝的旨意，在衙署周围另筑一城，是为皇城。这样，不仅使皇帝居住的宫城与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隔开，而且使皇城与民居里坊隔开，其目的在于使宫城的护卫更加强化。《中国建筑史》也指出：“盖天子日尊，则与臣民之相距亦日远，故建筑亦随之而更复杂也。”这样做，从本意看，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其三，城墙坚厚。汉魏洛阳城廓城城墙厚达20米，隋唐东都城墙也达20米。在宫城之外有皇城，皇城两侧有夹城，皇城之外有廓城，而正殿之后有曜仪和圆壁二城，从今定鼎路北段东西一带宫城遗址的“夹城”来看，南、东、西三面有二层城墙，北面有三层城墙，层层锁围，固若金汤。至少说，有了多层墙足以守护，一旦兵临城下，皇宫反而会成为敌军的缓攻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勘探中还发现墙根下有很讲究的下水道，即用石块砌成1米见方的涵洞，而且夯土城墙是用砖块包砌起来的。城墙地基用巨大而规整的石块砌成的，每两块之间用铁板固定。“洛水贯都”曾带来了无穷的灾害。在营建时，在临洛河边的城墙地基，特别讲究。这样能起到拦水坝的作用，以防洪水激流冲毁城墙；同时，墙根坚固还在于砌高墙。“高筑墙”也是历代帝王的防御措施。

其四，开掘护都堑。洛阳的建都形势极好，这是隋炀帝充分肯定的。邙山和洛河是都城的屏障。隋炀帝并没有仰赖这一线防御，他还有较远的眼光，惟恐邙山防不住、洛河挡不了。在营建东都的同时，还征发数十万丁男开掘长堑，“自龙门（山西河津县）东接长平（山西高平县）、汲郡（河南汲县）抵临清关（河南新乡东北），渡河至浚仪（开封西北）、襄城（河南襄城县），达于上洛（陕西商洛县），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上》）。隋炀帝以为用这道长堑环围保护洛阳，便可以稳固统治了。

在新的基础上营建东都，一方面反映了隋炀帝的雄才大略，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这样一种构思：隋王朝要比以往的任何一个王朝更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