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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之后，关的关，杀的杀，一片恐怖声。为避免再度出现“左右莫不悯默”的场面，事先安排了赞颂废立行动的答诏词，由广平王杨雄宣读，他说：“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废黜无德，实为大庆，天下幸甚！”（《隋书·文四子传》）话虽然这样说，但隋王朝在这场斗争中的损伤是巨大的。如果不搞那种兴大狱，事情要好得多。

然后把杨勇软禁在内史省，给他五品官员的俸禄。接着宣布立杨广为皇太子，同时赏赐杨素绸缎三千匹，赏赐元胄、杨约绸缎各一千匹，赏赐杨难敌绸缎五百匹，酬谢他们对杨勇逆案，深入穷追，终于查明余党的功劳。

朝廷文武百官并非一致同意隋文帝的废立行动。在《隋书》多部传记中皆有记载。文林郎杨孝政就曾上书隋文帝劝告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其意是说，皇太子杨勇被卑劣的小人误导，应该加强教育训诲，不宜罢黜。这种意见，还是比较温和的，可是仍然引起隋文帝极大的愤怒，命人用鞭子猛烈抽打杨孝政的前胸才算了事。

这里所言杨勇“为人所误”，不是没有道理的。最初，云昭训之父云定兴，不分昼夜，随时出入太子宫，丝毫没有节制，他多次给杨勇进献各种奇异衣服、珍贵器具，以求得杨勇的高兴和青睐；左庶子裴政屡次规劝，可杨勇不予理睬。于是，裴政对云定兴说：“公所为者，不合礼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隋书·裴政传》）其意是讲，你的所作所为，违犯礼教和法度，而且，元妃突然暴死，内外议论纷纷，这对于太子杨勇并不是好的名声，你最好自行引退，不然的话，灾祸就要来临。云定兴听后很是生气，还把这些话告诉了杨勇，杨勇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反而疏远、怨恨裴政。最后，把裴政左庶子职务免除，调离东宫，外放当襄州总管。后来唐令则继承裴政左庶子职务，一直被杨勇所亲近，杨勇时常命他到东宫教宫女妃妾弹琴唱歌。右庶子刘行本此人“性刚烈，有不可夺之志”（《隋书·刘行本传》），他敢于直言，曾责备唐令则说：“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帐之间哉！”（《隋书·刘行本传》）认为太子宫总管一职，应当辅佐太子走正路，哪里可以用声色歌舞来取媚于太子的呢？这是毫不客气的责备，唐令则听后也觉得十分惭愧，可就是不能改过。当时沛国（隋朝时无沛国）人刘臻、平原人明克让、魏郡人陆爽，都因为辞章出众而受到杨勇的宠爱，可是没有起很好的辅佐作用，刘行本对这三个人不能好好地调教保护太子，也大为恼怒，时常讽刺刘、明、陆三人，说：“卿等正解读书耳！”即谓他们只懂得读死书而已！左卫率长史夏侯福曾经在后宫跟太子杨勇胡闹，夏侯福纵情大笑，声音传到宫外。刘行本听到消息，等夏侯福从后宫出来，责备他说：“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隋书·刘行本传》）其意谓，太子殿下性情宽容，给你面子，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怠慢放肆！刘行本还把夏侯福送交司法部门惩罚。过了几天，杨勇又替夏侯福讲情，刘行本才把他释放。杨勇曾经得到一匹骏马，很是高兴，打算请刘行本骑上马让他观察，刘行本不干，还严肃地训导说：“至尊置臣于庶子之位者，欲令辅导殿下以正道，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同上）意谓，隋文帝把他放到太子宫右庶子位置上，目的是辅佐教导殿下，而不是当殿下的戏弄之臣。杨勇听后感到惭愧，才作罢。这次杨勇被罢黜，裴政、刘行本已经去世，隋文帝很有感慨地说：“向使裴政、刘行本在，勇不至此。”（《资治通鉴》卷一七九）认为，如果裴政、刘行本仍在人世，杨勇不致到今天这个地步。隋文帝这种假说，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晋王杨广以逼人之势，青云直上，太子之位势在必得，杨勇即使有裴政、刘行本辅佐，也是无济于事的。

杨勇曾经宴请东宫文武官员，在宴席上，身为太子宫总管的唐令则亲自弹琵琶，唱《娬媚娘》，太子宫洗马李纲，站起来报告杨勇说：“令则身为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广坐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为殿下之累邪！臣请速治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唐令则身为宫廷高级官员，职责所在是辅佐太子，可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自己当作卑贱的歌手，唱出淫荡的声音，污染太子耳目。这件事如果让皇上知道，唐令则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岂不也连累殿下，我请求马上对他处罚。杨勇却不以为然，反而护着唐令则说：“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同上）意谓：是我要他为我弹奏作乐的，你不要多管闲事。李纲即行退出。等到杨勇被罢黜，隋文帝召集了东宫官员，严厉责备，大家恐惧惊慌，其他人不敢说一句话，只有李纲答辩说：“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废立太子，是一件大事，如今朝廷文武高官都知道废除太子的诏书已下，不可以更改了，却无人敢发一言。我怎么能因为怕死就不对陛下把对此事的不同看法讲清楚呢？太子杨勇性格本来就是个常人的性格，可以使他做善事，也可以使他为非作歹。当初陛下要是挑选正直的人作他的辅佐，他足可以继承守护帝国的伟大基业，可是却命唐令则当左庶子、邹文腾当家令，这两个人只知道用声色犬马娱悦太子杨勇，怎么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这是陛下的错误，不是太子杨勇的过失。说罢，李纲匍匐在地，痛哭流涕，呜咽不止。李纲的一番直言也刺痛了隋文帝的心，隋文帝悲伤良久，然后对李纲说：“李纲责我，非为无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择汝为宫臣，而勇不亲任，虽更得正人，何益哉！”（《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你李纲责备我，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挑选你当东宫的官员，杨勇却不肯亲近信任你，就是换上再多的正人君子，又有什么用！李纲说：“臣所以不被亲任者，良由奸人在侧故也。陛下但斩令则、文腾，更选贤才以辅太子，安知臣之终见疏弃也。自古废立冢嫡，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思，无贻后悔。”（《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我之所以不能被太子杨勇所亲近，就是因为奸邪在他身旁之故。陛下只要诛杀唐令则、邹文腾，而另行更换贤能才学之士辅佐太子杨勇，怎么会知道我最后会被疏远抛弃呢？自古以来，罢黜嫡子，很少有不发生倾覆危险的。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不要将来后悔。隋文帝听后很不高兴，起身退朝，隋文帝身边的官员都为李纲冒犯皇帝的行为而心惊胆战。正巧尚书右丞出缺，需指派恰当人选，隋文帝指着李纲说：“此佳右丞也！”（同上）即谓李纲就是很好的尚书右丞，并马上发布命令。

太平公爵史万岁，从突厥汗国大青山返回京都长安，杨素对于史万岁建立的功劳，深为嫉妒，他报告隋文帝说：“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隋书·史万岁传》）认为突厥本来已经投降，开始并不是侵犯，只是来塞上放牧牲畜。经此一说，隋文帝便把史万岁的请功报告搁置下来了，没有给予任何奖励。史万岁不断上疏，陈述战事经过始末，隋文帝还是不能醒悟。等到罢黜太子杨勇时，隋文帝正严厉追究东宫党羽，忽然想起史万岁的事，于是问史万岁在哪里？事实上当时史万岁正在殿堂，可是杨素见隋文帝正在火头上就说：“万岁谒东宫矣。”以此来激怒隋文帝。隋文帝果然听信此话，下令召见史万岁。当时跟随史万岁出征的将士数百人聚集朝堂，向皇帝陈情申冤，史万岁对他们说：“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隋书·史万岁传》）认为把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皇上，事情就会解决。史万岁见到了隋文帝，怒气冲冲劈头第一句就说：“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同上）词气甚为严厉，隋文帝一下子被激怒，随即下令身边的人把史万岁拖出，乱棒击打，过了一会儿就后悔了，又派人传令停止行刑，可是人已经毙命，于是下诏宣布史万岁的罪状。诏书说：

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爨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受金银，违敕令住，致爨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近复总戎，进讨蕃裔。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拒抗，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定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陈，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若竭诚立节，心无虚罔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隋书·史万岁传》）

隋文帝的诏书说，柱国、太平公爵史万岁，经过提升选拔，时常命他统率大军。前些日子因南宁州发生叛乱，命他率兵前去讨伐，当时，昆州州长爨玩，内怀祸心，为民带来了灾难，我还严厉训斥，命史万岁将爨玩押来京都长安，史万岁接受金银贿赂，违背我的指示，竟许他留下，以至爨玩不久再度谋反，朝廷再度发兵，才算平定。经司法部门调查审讯，依法本应处死刑，最后我舍弃他的罪过，顾念他的功劳，特饶他一命。没有多久，就恢复他的原来官职，近来再统大军，进讨蛮族后裔，突厥达头可汗（小可汗）阿史那玷厥率领凶恶部众，打算抗拒，当时一看到朝廷军队的声威，即行撤退，刀枪没有一点敌人的血，突厥军霎时瓦解，所谓的大捷，就是如此。但这也算帝国的一件盛事，我为了成就他的贡献，再度对他奖赏。想不到当我们跟突厥汗国已经和解，并签订盟誓之日，史万岁仍心怀奸诈，谎称抵抗突厥大军入侵，曾在沙场会战，以此邀功，不据实报告，只知道反复无常，玩弄国家法律。一个人如果能竭尽忠诚，树立志节，毫不欺骗，才算是“良将”。至于史万岁心怀奸诈，向上强邀功劳，这就是“国贼”，国法不允许破坏，这次决不可再赦。

天下的人都为史万岁之死感到冤枉！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初三，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庆典那天，为了显示自己的节俭和谦慎，杨广约法二章：第一，免穿礼服，同时将官服车马用器等，都降低一级；第二，东宫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这也是故意投文帝所好，隋文帝很高兴地批准了太子的请求。

杨广被立为太子后，首先抓了三件事。

第一，调整东宫的防卫力量。隋文帝遵照太子杨广的意愿，调整了东宫的防卫司令官：一任命寿州州长宇文述当东宫左卫率。二任命洪州总管郭衍当东宫左监门率。他们两位都是杨广的宠信，且在废立太子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宣传“废立”符合天命。杨广立为太子后，唯恐民心不附。所以不断宣传祥瑞预兆，证明自己被立为太子是符合天命的。其实，这也是隋文帝的旨意，他善于此道，当初，隋文帝受北周的禅让，他怕民心不服，就用很多符瑞现象来表明自己受禅是符合天意的。

太史令袁充奏称：“隋兴已后，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谨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振古希有。”（《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隋王朝建立之后，白昼时间渐渐变长。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冬至那天的日影，长达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从此开始，白昼时间渐渐缩短。到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日影比过去短了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则日影短而白昼长；太阳距北极远，则日影长而白昼短。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时就离北极星近，太阳在黄道之南运行时就离北极星远。据《玉函山房辑佚书》纬书《春秋元命包》记载说：“日月在黄道之北运行，璇玑指针不偏不倚。”《京房别对》记载说：“太平之时，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盛世之时，太阳在黄道运行。乱世之时，太阳在黄道之南运行。”因为大隋开创了机运，上感了苍天，所以日影缩短而白昼变长，开天辟地以来，这种奇景很少见过。隋文帝亲自登上金銮宝殿，对朝廷文武百官说：“景长之庆，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其意谓，影短日长的吉祥，是上天保佑。现在，刚立太子，应当改年号，最好取日长之意作为年号。

第三，兴建庙宇，求神保佑。十二月十六日，也就是在杨广被立为太子不到两个月就开始颁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九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高祖纪下》）

这里讲的岳为五岳，即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镇为九镇即为会稽山镇扬州、衡山镇荆州、华山镇豫州、沂山镇青州、岱山镇兖州、岳山镇雍州、医无闾山镇幽州、恒山镇并州、霍山镇冀州。海为二海，即东海、南海。渎为四渎，即为长江、黄河、淮水、济水。各有神祇。隋文帝命为这些神祇建立庙宇，竖立神像，设立官员负责香火洒扫，以求神佛保佑。凡是毁坏佛教神像、道教神像，以及“五岳”、“九镇”、“二海”、“四渎”神像的，以“不道”论罪，按隋王朝的法律，杀一家三口是谓“不道”，十恶之一，遇赦不赦。凡是和尚毁坏佛像，道士毁坏道像的，以“恶逆”论罪，按隋王朝的法律，谋杀父母、祖父母、丈夫，是谓“恶逆”，十恶之一，遇赦不赦。

晋王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在后来的唐相魏征等人看来，此乃杨广阴谋活动造成的。果真如此吗？《隋书·房陵王勇传》列举事实说明杨广弥自矫饰，伪装自己不好声色，生活俭朴，谦恭下士，以此博得皇后好感。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以此来责备隋文帝及皇后“无知人之明”，这也是欠妥的。本来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诸子夺嫡之事，是屡见不鲜的，后人苛责于隋文帝、隋炀帝，实为有失公允。从根本上讲，晋王杨广是凭借战功脱颖而出的，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战功卓著而在隋文帝和朝廷大臣心目中是有相当的威望，甚至超过皇太子杨勇。不少重大的事，都得委任杨广去办。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旧陈境内的地方势力纷纷起兵反隋，隋文帝迅速指派关中集团的重臣杨素领兵平叛，杨素很快就将叛乱平息了。隋文帝在杨素平定叛乱之后，采取了调防决策，即将已归藩还镇的并州总管晋王杨广调“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二王调防的措施，又一次体现了隋文帝对晋王杨广的器重和使用。这也是对杨勇太子宫位的威胁。对此，杨勇自己也逐渐感觉出来了。杨勇在被废之前发出怨言：“今作天子（指隋文帝），竟乃令我不如诸弟。”（《隋书·文四子传》）晋王杨广声望日益高涨，杨勇太子的宫位也就遭到日益增大的威胁。

杨勇太子被废，有晋王杨广的军功以及夺宗心计，更有杨勇自己的不器。这正如王夫之所说：“勇废不言其罪，亦为不才。”（《读通鉴论》卷二〇）此言甚是。杨勇太子被废是有其自己的责任的。对此，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也有所论述。

其一，引起父皇恶感。开皇元年，杨勇立为皇太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隋文帝是非常信任他的。他曾自豪地向群臣夸耀这一选择：“前世皇王，溺不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后来，逐渐引起了隋文帝的不满和猜忌，如前文所述的“文饰蜀铠”事、“张乐受贺”事、“元氏暴死”事等，一桩桩，一件件，引起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不满和猜忌。据载，“张乐受贺”后，隋文帝对勇太子“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

其二，勇多内宠，这也是令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最为忧虑之事。隋文帝以“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为荣。杨勇长子长宁王杨俨，系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隋文帝疑其不是杨勇之骨肉，曾说：“今倘非类，便乱宗社。”杨勇不以为然，且反唇相讥道：“至尊嗔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是孽子乎！”公开顶撞隋文帝，如此无孝，又怎能让隋文帝放心。

其三，强武东宫，使猜忌日趋严重。高颎曾向隋文帝提出，东宫宿卫太弱，隋文帝反问道：“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猜忌日益严重，隋文帝还“疑高颎男尚勇女”，他曾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如驿马。”所以，隋文帝生怕杨勇太子谋杀他，从仁寿宫回京师，起居舍人蔡允恭也不敢“声色”，“严备仗卫，如临敌国”。夜间还不敢脱衣服睡觉，紧张到如此地步，隋文帝患痢，从厕所出来，赶紧回到前殿，生怕发生紧急事变。在此严重的对立情况下，废储之事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隋书·房陵王勇传》中有关“勇废非其罪”的说法是不能全信的。《隋书·百官志（中）》载曰“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把责任完全记在皇后及隋炀帝账上，好像杨勇没有丝毫责任，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晋王杨广立为太子后，斗争并没有停息，皇子们对此也并不心服，于是，晋王就不失时机地强化自己的权力，下一个目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