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博采平陈之策

隋文帝父子一举灭陈，历来被认为是以强击弱，易如反掌。例如，隋人皇甫绩曾论陈有三可灭，其一曰“大吞小”（《隋书·皇甫绩传》），隋人薛道衡于战前论隋朝必胜的根据之一，也是谓“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隋书·薛道衡传》）。就国势而言，隋朝是强于南陈，可是其中就毫无军事战略战术的因素吗？应该说，平陈之役的胜利，同隋文帝父子军事才能有关，尤其同直接指挥这次战役的晋王杨广有关。

据《隋书》记载，自开皇以来，前后献平陈之策者有十人。有高颎之策、王长述之策、崔仲方之策、贺若弼之策、李德林之策、杨素之策、高励之策、王颁之策、杜整之策、梁睿之策。身为平陈元帅的晋王杨广究竟是采纳谁的计策呢？

是采取上仪同三司李德林的方略吗？据《隋书·李德林传》记载，隋文帝曾对高颎说：“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隋文帝拿到平陈方略之后，又交给杨广。杨广是否完全根据李德林的平陈方略呢？笔者认为不完全。这里有两个方面可以得到佐证：

其一，李德林的平陈方略本身充塞着空洞的说教，没有多少具体的内容，不足为据。今录其一段：

众星共极，在天成象。夙沙则主虽愚蔽，民尽知归，有苗则始为跋扈，终而大服。汉南诸国，见一面以从殷，河西将军，率五郡以归汉。故能招信顺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陈国者，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溥天。乃复养丧家之疹，遵颠覆之轨，趑趄吴、越，仍为匪民。虽时属大道，偃兵舞，然国家当混一之运，金陵是殄灭之期，有命不恒，断可知矣。房风之戮，元龟匪遥，孙皓之侯，守株难得。迷而未觉，谅可愍焉。斯故未辩玄天之心，不闻君子之论也。（《隋书·李德林传》）

《隋书·李德林传》书影

这完全如天书一般。当时李德林就是以《天命论》为题上书的。晋王杨广怎么能以如此“天书”去指导征战呢？

其二，平陈后，李德林遭到非议。平定南陈之后，加授李德林柱国，封郡级公爵，实封八百户，赏物三千段。当时杨广已将诏令宣布了。有人警告高颎说：“天子画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隋书·李德林传》）认为现在如此赏赐，好像功劳都归给李德林了，那些在疆场上战死的将领们，一定会愤愤不平的。而且，后世看来，一切计策似乎都出自李德林，而晋王元帅及长史，倒好像可有可无了。听了高颎的进宫禀报，隋文帝下令收回成命。话是出自高颎之口，但意思显然也是晋王的，因为其中也涉及晋王杨广的功过问题。从此细节可以看出，李德林少有神童之誉，后奉诏续修《齐史》未成，其子李百药撰成为《北齐书》。李氏平陈之策，显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柏杨在《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里说，这是高颎的“嫉妒心——既嫉妒张丽华之美，又嫉妒李德林之能”。这种推测显然有所不公。

是采取光州刺史高励的平陈方略吗？也不完全。高励曾提出过“平陈五策”，他上表说：

臣闻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是以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皆所以宁一宇内，匡济群生者也。自昔晋氏失驭，天网绝维，群凶于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陈氏乘其际运，拔起细微，蒨顼纵其长蛇，窃据吴会，叔宝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数年已来，荒悖滋甚。牝鸡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积骸千数，疆场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嫚，不知纪极。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大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藩任，与其邻接，密迩仇雠，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船电迈，臣虽驽怯，请效鹰犬。（《隋书·高励传》）

《北齐书》书影

隋文帝看了高励的平陈方略后，也很高兴，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平南陈之后拜为上开府，赐物三千段。但从后来的平陈实际来看，并未完全实行高励之策。

是采取虢州刺史崔仲方的方略吗？岑仲勉在《隋唐史》说：“平陈方略多本自崔仲方。”其根据是崔仲方曾上书《论取陈之策》。《隋书·崔仲方传》有载：

《隋书·崔仲方传》书影

岑仲勉著《隋唐史》（中华书局出版）书影

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夏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氏草窃，起于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颛顼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于陈。’至鲁昭公九年，陈灾，裨龟曰：‘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后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后，舜承颛顼，虽太岁左行，岁星右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王，国号为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沈，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将得岁之助，以今量古，陈灭不疑。

臣谓午未申酉，并是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动植回心，人神协契。陈既主昏于上，民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自有宏谟，但刍荛所见，冀申萤爝。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崔仲方的平陈策略主要为三：

其一，自武昌以下，在蕲州、和州、滁州、方州、吴州、海州等地区，增加精锐部队，秘密进行渡江部署、筹划。

其二，在益州、信州、襄州、荆州、基州、郢州等州，加速制造船舰，同时尽量壮大声势，作水战的准备。

其三，蜀、汉两江在长江的上流，是水陆要地，势所必争。南陈虽然用舰队封锁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但最终还是要聚集大军于汉口、峡口，通过水战来与隋军决战。如果南陈发现隋方在长江上游部署有重兵，因而命令精锐部队赶赴上游增援，那么，隋军驻防长江下游的将领，就可以率军抓住机会，横渡长江；如果南陈不西上增援，留下军队保护自己，那么，隋驻防长江上游的诸军，就可以乘风破浪，擂动战鼓，顺流而下。届时，南陈所据有九江、五湖的险要虽然依旧，但缺少能力，无法固守。纵有三吴、百越的强大部队，也因为对人无恩，而不能自立。

隋文帝看了崔仲方的平陈方略之后大为高兴，马上任命他当基州刺史。还赐以御袍裤，并什五百段，进位开府。平陈之时，又任命他为行军总管。从这里以及从平陈实际看，晋王杨广在很大的程度上采纳了崔氏方略，但没有完全“录用”。对此，在《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有所论及。

《魏晋隋唐史论集》书影

是采取元帅长史高颎的方略吗？隋文帝曾询问过平陈方略。高颎回答说：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书·高颎传》）

高颎的平陈方略主要点有两：

其一，麻痹敌方，攻其不备。认为长江以北天气寒冷，田地收割时间较晚，长江以南气候较暖，水稻成熟早一些。估计他们将要收割的时候，隋方作小规模的动员，集结兵马，声称要袭击江南，他们必定沿江边各基地渡口，集结军队，严密戒备，这样一来就足够使他们耽误农时，使水稻腐烂田中。等到他们增援妥当，隋军便可以解甲散兵。如此反复多次，他们就会认为隋军不过虚张声势，故意使他们筋疲力尽。最后隋军真的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南陈军必然不会马上相信。这样，当他们还在犹豫不定之际，隋军已经渡过长江，登陆作战，士气高过平日，如同背水一战，有进无退。

其二，烧毁储仓，伤其民本。认为长江以南水浅土薄，不能挖掘地窖，敌人所有军用储备物资，都在地上，而房屋又都由竹子茅草筑成。如果隋军派出间谍，利用风势放火，焚其储积，等他们修复之后，再去放火。这样用不了几年，民间粮食以及其他资源，都会被烧光。

隋文帝也很赞同高颎的方略，并马上批准以上两大行动。高颎的方略被采用，但是并非在整个平陈战役中采用了高颎的方略。

可以说，这些方略都有其可取之处，亦各有其不足之处，而晋王杨广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各取其长，各略其短，将其综合，然后化成自己的方略。所以说，整个平陈方略是靠晋王杨广在构画运筹的。可以说，杨广才是整个平陈方略的总设计师。方方面面的平陈方略及其建议集中到高颎那儿，然后由总指挥晋王杨广综合制造出最佳战略方案。当时“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隋书·高祖纪下》），在军事指挥上如此，在方略的筹措上也如此。这就是《隋书·高颎传》所言杨广的方略“皆取断于颎”的真正含义。这里的“颎”，不是代表一个人了，而是众人智慧的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