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离间之计

突厥勃兴于公元6世纪中叶，与北魏王朝中衰，周、齐两国的分立大体同时，周、齐的分裂导致相互攻伐，相互削弱，突厥遂乘机扩张自身的势力。周、齐两国为了击败对手，争相结好突厥，不惜向其称臣纳贡。隋王朝建立后，废弃了前朝对突厥的传统政策，停止岁贡，加强边备。依赖于周、齐两国岁贡的突厥，一旦没有岁贡，无异于切断了突厥的财源。当时，沙钵略可汗刚刚被推立为突厥的新君，他急于建立军功，遂先唆使其属国吐谷浑率先向隋发难，兵寇弘州，隋王朝被迫放弃了该州建置。沙钵略可汗误以为隋朝虚弱可乘，此时，北周嫁过去的千金公主因为隋国灭了自己的宗族，日夜向沙钵略进言，请他为北周宇文氏复仇，于是沙钵略对他的大臣们说：“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隋书·长孙览传》）认为自己是北周帝室的亲戚，现在隋文帝代周自立，如果自己对这种局面不能加以制约，还有何面目再见夫人可贺敦呢？于是突厥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攻击隋朝的边境。

在此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怎么行动？孰出击，孰防守？隋文帝考虑到，当时的军事力量尚不强大，还不敢主动出击，他的用兵原则重在“守御”，认为“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就行了。于是，隋文帝训令沿边地区兴筑碉堡屏障，加固长城，又任命上柱国武威人阴寿镇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驻守数万军队防备突厥。年轻好学的晋王杨广初生之犊不怕虎，他在其辅僚李彻思想的影响下，主张主动“袭之”，可是隋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杨广在回忆此事时，难免有些伤感。他说：“往者与突厥递相侵扰，不得安居。”此话带有批评之意：当时没有采纳他主动抗击侵扰的主张。不过，杨广敏于应付，善解人意，有“时称仁孝”之誉，他很快领会隋文帝的意图，也认为在当时还处在军事劣势的情况下，要彻底制止突厥的侵扰确是有困难的。若论晋王主动“袭之”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说是正确的，但也显示了其过人的胆略。所以，史籍多称“好远略”的隋炀帝，还在当晋王之时，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他主张在反击、守御的同时，应采用“离强”的办法来对付突厥的扫掠。

当初，北周奉车都尉长孙晟，护送北周千金公主入突厥成婚，突厥可汗爱慕他的箭法，于是留他在突厥整整一年，让自己子弟和部落贵族与长孙晟结交往来，希望能学会他的箭术。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称作突利设，尤其得到部众的爱戴，因此受到沙钵略的猜忌，就秘密派遣心腹与长孙晟结盟。长孙晟就和他到处游猎，借此机会察看了突厥的山川形势并了解了部众内部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及至突厥兴兵入侵时，长孙晟知道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于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离间”计。这位“好奇计”的长孙晟所提出的“离间”计，同身为晋王的杨广所提出的主张一拍即合，所以身为晋王的杨广对长孙晟甚为佩服。杨广即帝位后，突厥围雁门时，他很有感叹地说：“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由此可见，杨广对长孙晟的“奇计”是认同的。长孙晟上书说：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长孙晟传》）

《隋书·长孙晟传》书影

长孙晟认为现在华夏虽然安定，但是北方突厥仍然没有臣服。如果出兵讨伐，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把突厥置于教化之外，不予理睬，突厥又时常侵犯骚扰。因此，必须周密谋划，制定出一套制胜的办法，予以对付。突厥达头可汗玷厥相对于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说，虽然兵强马壮，但形势恶劣，外表上是臣服于摄图，其实内部的裂痕已经很深了，只要从中加以煽动离间，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再说，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虽然诡计多端，但势力薄弱，所以，他虚情矫饰、处心积虑地争取民心，得到部众的爱戴，因此也招致摄图的猜忌，表面上一举一动，显得一团和气，好像跟谁都没有隔阂，实际上内心深感恐惧。阿波可汗大逻跟老鼠一样，伸头四望，夹在玷厥和摄图之间，十分畏惧摄图，接受驱使，这只是由于摄图的势力强大，他现在还没有决定依附于谁。因此，目前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大势力，联合弱小势力。派出使节联络玷厥，劝说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必然会撤回军队，防守西部地区。再交结处罗侯，派内使节联络东边的奚、霫民族，这样摄图就会分散兵力，防守东部地区。使突厥内部互相猜忌，上下离心，十多年后，再找一个机会，出动军队讨伐，必定能一举灭掉突厥。

长孙晟的奏疏是有道理的，它至少给皇上透露了三条讯息：一、突厥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是有种种矛盾的；二、这种矛盾表现在强弱、亲疏等方面；三、隋朝可以取“远交近攻”、“离间各部”之计，以求巧胜。

《藏书》书影

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奏疏，大为欣赏，因此召见长孙晟面谈，长孙晟又一次一次地口陈形势，手画山河，描绘突厥的山川地理，对于兵力分布情况了如指掌。隋文帝听后赞叹称奇，对长孙晟的建议全部采纳。此时的晋王杨广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在左武卫将军李彻的辅佐下，用兵之术渐趋成熟，“好学”的杨广对长孙晟的“奇计”也深为赞许，对其“离强”之计特别赏识。所以，明代李贽在评述此事时也不能不承认隋炀帝“善用兵”，“尤为好用长孙晟之离强合弱计”（《藏书》卷七）。杨广对长孙晟之计的赞许，正说明其谋略的非凡和气度的出众。由此看来，隋文帝十分高兴地采纳了此项建议，其中本身就有晋王杨广力荐的因素。于是，文帝派遣太仆卿元晖经伊吾道出使达头可汗，赐给他一面绣有狼头的大旗；达头可汗的使节来到长安时，隋朝让他坐在沙钵略可汗使节的前面。又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出塞，携带钱财赏赐奚，霫、契丹，让他们做向导，才得以到达处罗侯住地。长孙晟与处罗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规劝他率领所属部落臣服隋朝。史载：“反间既行，果相猜贰。”“反间”之计，是春秋时代大军事家孙子的一大发明，杨广在对待突厥上作了出色的应用，通过“反间”之计，使其内部“猜貳”，此后突厥内部果然互相猜忌，离心离德，这样一来，突厥便从优势转入劣势。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久，他们很快又联合起来攻击隋朝，原北齐营州州长高宝宁，引导突厥攻击隋朝的平州，突厥动员了四十万骑兵，杀入长城。隋上柱国李充在马邑击败突厥军，突厥再次攻击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率众拒守，击败突厥。突厥又复南侵，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军两千人，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槃相遇，沙钵略的军队有十多万人，寡不敌众，隋军官兵大为恐惧，达奚长儒神色慷慨激昂，率军且战且走，队伍虽然多次被突厥军队冲散，但很快又重新集结，摆开阵势，四面抗击，决一死战。隋军转战三日，昼夜不停与突厥交锋十四战，史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隋书·达奚长儒传》）就是说后来所有的兵器都已用尽，士卒只好用拳头殴打敌人，手上的皮肉尽绽，都露出了骨头，总共杀伤敌人上万人。突厥军队士气逐渐丧失，最后解围退走。达奚长儒身上五处受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士卒死伤十之八九。隋文帝下诏：“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余，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隋书·达奚长儒传》）隋文帝的诏书把胜利归之于士兵的勇武，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归根到底“离间之计”起了作用，其中当然也有晋王杨广的功绩。隋文帝授予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并将剩余功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当时，隋朝柱国冯昱率军驻扎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率兵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率军驻扎幽州，他们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纵兵从木硖、石门分两路，大举南下，杀入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沿边城池所有家畜，都被掳掠一空。

沙钵略可汗还想进一步南侵，达头可汗不从，率部北返。长孙晟又游说沙钵略可汗的儿子染干，染干谎报沙钵略说：“铁勒等反，欲袭共牙。”（《隋书·长孙览传》）沙钵略一听铁勒等部族起兵造反，打算袭击牙帐，害怕极了，于是引兵出塞退去。不料计谋被戳穿之后，突厥更是联合起来不断地对隋朝发动攻击。

《隋书·达奚长儒传》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