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父皇严教

上节所言三人辅佐，实际上也是一种“延师教子”，但隋文帝并未因此忽视自身对子女的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父王对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要。

隋文帝为了使自己的子孙能成大器，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把自己对世间的看法、立身的哲学、治国的纲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灌输给后代，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有一种说法，认为隋文帝由于“天性沉猜”的缘故，仿效周武帝“捶挞”的家教法，造成诸王畏帝威严。其实，隋文帝并未专以“捶挞”作家教，而是有其自己的督教之法：

其一，以无言之教为重。隋文帝的朝廷内部及其父子之间均以节俭号令。他自己身体力行，如乘舆服用等东西破坏了，随时差宫人修补，不轻易做新的；官吏用布袋装生姜送给他，他认为太破费，后又再用毡袋装香料给他，他便笞责这个官吏，以警戒诸王及其他官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细布，他就焚之于朝堂。在隋文帝提倡之下，当时朝廷上下俭朴之风盛行，史称其“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下》）。这种社会风气，对于杨广兄弟们无疑起着很好的潜移默化作用。

隋文帝杨坚像

独孤皇后的所作所为也起了很好的身教作用。她家世烜赫，其父独孤信是北周开国元勋，独孤皇后的姐姐是北周二世皇帝宇文毓的皇后，独孤皇后的女儿又是北周四世皇帝宇文赟的皇后。但是独孤皇后十分谦卑恭敬，她非常喜爱读书，谈论政事，经常跟隋文帝的意见不谋而合，所以隋文帝对她宠爱敬畏，宦官宫女称他们夫妇为宫城“二圣”。隋文帝每次登殿主持朝会，独孤皇后都乘御车与隋文帝并排前往，一直陪送到隋文帝坐朝的大殿门口。她还不断派宦官探听隋文帝的言行，如果发现朝政有错，就立即上书劝谏纠正，即谓“政有所失，随则匡谏”，等到隋文帝退朝，她又与隋文帝一起同返寝宫。文武百官上奏称：“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请依古制。”（《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其意谓，按照《周礼》规定，文武百官之妻子爵位品级的封赏，应该由皇后聘定，请求依照这一古制办事吧！独孤皇后不同意这样做，她说：“妇人与政，或从此为渐，不可开其源也。”（同上）认为妇女参与政治这种坏习气，或许就是从《周礼》这一规定开始逐渐盛行起来的，现在我不能开这个头。她还经常对诸位公主说：“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失礼于舅姑，离薄人骨肉，此不顺事，尔等当诫之。”（《隋书·后妃传》）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弟，犯了法，本该斩首，隋文帝因为他是独孤皇后的亲戚，打算赦免他的罪行。独孤皇后知道后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隋书·后妃传》）认为严格执法是国家的大事，怎么能徇私枉法呢？崔长仁终于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秉性节俭，隋文帝曾经配制止泄的药，需要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多方搜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嵩妻子一件金丝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平日生活俭朴，不好华丽，也不贪欲。当时突厥与隋进行贸易，有明珠一盒，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殷寿劝她买下，她婉言谢绝地说：“如今戎狄屡次侵犯，将士征战疲劳，不如将八百万奖赏给有功之士为好。”此举立刻朝野传闻，受到百官称赞。独孤皇后的好读、守法以及节俭精神对杨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文帝、独孤皇后都以自身的表现来警示儿子们。太子杨勇曾经把巴蜀人制造的精细铠甲再加雕饰，隋文帝看后很不高兴，担心会渐渐滋长奢侈作风，就告诫太子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隋书·文四子传》）其意谓，自古以来，帝王奢侈豪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你现在身为储君，应以节俭为第一要事，才有资格承接皇家基业。隋文帝还将自己从前所穿的衣服，每种留下一件，让太子杨勇时常观看，以供其警惕。生怕杨勇往后忘记从前平民之事，隋文帝又将自己过去用的佩刀赐给杨勇。隋文帝这样要求太子杨勇，对于晋王杨广的要求自然也不会放松的。所以，晋王杨广后来比较节俭，如乐器上的弦“多断绝，又有尘埃”，隋文帝看到后，对这个儿子的不喜爱声色犬马，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遇上大雨，随从给他送上雨衣。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隋书·炀帝纪上》）命随从拿去。有的论著认为这些都是伪装的。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不可否认，有的作为可能是虚假的，但在辅佐的管教下，有的还是发自内心地干了。

孔子像

其二，以儒学教子。上文已述，隋文帝是异于周武帝的“捶挞”家法的。他对儒学表现出特有的热心和爱好，绝非像《隋书·儒林传》所言那样“不悦儒学”。隋文帝出身关陇士族集团中高门贵族，从小入太学接受儒学的熏陶，他赞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惋惜“孔子没而微言隐”，谴责秦始皇“灭学而经籍焚”，决心把恢复和发扬儒学作为己任，因而有“情类孔丘”之称，并以“代称纯孝”著名。所以，隋文帝即位后，广泛“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亲召山东六儒马光等人至京，皆“授太子博士”。当时，隋文帝所信任的大臣许多是名儒，如身兼五职的宠臣苏威，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李德林年十五能诵五经日数千言，以儒学称著于世，“声名籍甚，时无与二”。内史侍郎薛道衡，人称“关西孔子”。礼部尚书牛弘颂扬“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治国立身，作范垂法”，人因称之为“大雅君子”。

为了让儒家经典的学习蔚然成风，隋文帝又鼓励对经书的收集和整理。陆贾对刘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秘书监牛弘对此作了阐发，认为“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书籍经典，经过不断战乱，多失散。北周的藏书，经过多方收集之后才勉强超过一万卷。灭掉北齐之后，所得到的书籍，除了重复和其他性质的杂书，才多出五千卷。于是，牛弘上书说：“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监，少垂照察。”（《隋书·牛弘传》）认为现在正逢圣明之世，应重新征集，以奠立国家的基础，没有一件事比收集图书更应优先。怎么可以让它们流落到私人之手，一直不回归政府。这里需要施加一定的压力，强行搜购，再给献书者一点补偿或奖励，这样软硬兼施，罕见的珍贵经典，就会集中，朝廷图书院也将因此获得充实和丰富。隋文帝很快就批准了牛弘的献书奏章，下诏：凡购置前代遗留下来的书籍，每呈献一卷，换取绸缎一匹。一、两年间，“篇籍稍备”，收到了大批散佚的经典。其中儒家经典有：《诗》类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尚书》类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礼》类一百三十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乐》类四十二部，一百四十卷。加上其他方面的经籍，共达三万余卷。隋文帝向社会与子女宣扬儒学，其目的还在于用优秀传统文化濡染后代，使之成为圣贤后代。

其三，以实用为崇。隋文帝对隋以前出现的四六体骈文非常反感。治书侍御史李谔也认为当时流行的文体，轻佻浅薄，上疏说：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以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如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偏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拾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书·李谔传》）

魏文帝曹丕像

其意是讲，曹魏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崇尚文章修辞，忽略了一个当君王的主要职责，却去玩弄雕虫小技。于是，上行下效，遂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到了东晋和南齐、南梁之时，这种情形就更加严重：人们所热衷追求的，往往是一个韵脚新奇不新奇，一个用字巧妙不巧妙！长篇大论，所谈的不过是刻画月亮露水的景致；满桌满箱的作品，所写的不外乎风云花朵的情形。世间竟拿文章辞藻来判断作者品格和能力的高低优劣，而朝廷也根据这个标准来遴选他们当官。以擅长雕虫小技换取金钱俸禄的道路，一经此先河，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文风越发厉害。因此，乡村儿童、贵族学子，学校还没有进，六十个甲子如何配数还没有学，就先作五言诗。对于伏羲氏、姚重华（舜）、姒文命（禹）的典故，伊尹、傅说、姬旦、孔丘的学说，就更不关心，何尝能入耳！认为傲慢就是清高，怪诞就是玄虚；把随心所欲当作功勋劳绩，只读儒家学派经书的士人，被指责为古怪落伍，而把工于辞赋者当成君子。以致文章越来越繁多复杂，而政治却一天比一天动乱。这都是由于统治者抛弃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而把无益于治道的文体来推广使用的结果。如今，朝廷虽然颁布禁绝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书，可是听说遥远的州和偏僻的县，作风依旧：躬行仁义孝悌者，被排除在门户之外，不加录用；擅长轻薄浮华之雕虫小技者，却被任命担任官职，甚至保荐举送至朝廷，这些都是由于州、县官员没有执行陛下的诏令所造成的。请求陛下广泛调查，对违犯的官员，提出弹劾。隋文帝于是把李谔的奏章颁发天下州县，以崇尚实用之文风、学风。

《读通鉴论》（中华书局出版）书影

杨广好学、善文。隋文帝更不希望他埋首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主张无论公文私函，都得直率叙述，有什么说什么，不可浮华夸张。泗州州长司马幼之，奏疏上所用辞藻艳丽浮夸，隋文帝看了之后，甚为恼火，马上交付司法机关定罪惩罚。此事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惊，“无不为之惧”。杨广的辅佐王韶、李雄、李彻等都严格遵照隋文帝的意旨来管教，督促杨广务以实用为崇，不得浮夸。

其四，以榜样为要。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隋文帝非常重视对忠臣良才的表彰，其目的在于激励天下官吏，而且要诸王“闻其迹而自励”，用王夫之的话说，隋文帝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授模于诸王”（《读通鉴论》卷二〇），即谓把好官推荐给杨广兄弟们效法。下面就列举隋文帝所褒扬的几位好官。

岐州刺史梁彦光，治理有政绩。岐州风俗朴实纯厚，梁彦光无为而治，以静镇之，每年上奏给朝廷的户口、垦田和赋税都是天下第一。调任相州刺史后，仍然采用在岐州的治理办法，但是相州治所邺城自北齐灭亡以来，衣冠士大夫多迁入关中居住，只有那些手工业者、商人、乐户都迁居邺城，因此，民风险诈刻薄，人们喜欢造谣诉讼，称梁彦光为“戴帽的饴糖”。隋文帝听到了这些传闻，就免了梁彦光的官。一年以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请求改派相州，他说：“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隋书·梁彦光传》）隋文帝同意梁彦光的请求。相州一些流氓恶霸之辈，听到梁彦光再来相州的消息，都嗤之以鼻。梁彦光到任后，穷查罪案，揭露黑幕，料事如神，流氓恶霸之流纷纷逃窜，相州境内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于是，聘请著名的儒家学派学者，在各地设立乡学，亲自主持考试，对勤奋用功的学生予以褒奖，对惰怠的不求上进的学生加以责罚。每当被州郡保荐的“秀才”进京都做官时，他亲自在邺城郊外为他们饯行，并资助他们旅费。于是相州的社会风气大变，官民感动喜悦，再没有人兴讼告状。隋文帝对梁彦光的政绩大为赞赏，还专门下诏褒扬。把梁彦光作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的典型循吏来导化政府官员。这对于晋王杨广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赵轨，河南洛阳人，从小好学，有行检。隋文帝时，为齐州别驾，其东邻有桑，葚落其家，赵轨派人拾起来还给失主，并对子女说：“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隋书·赵轨传》）又有一次，在任原州总管司马时，夜间赶路，他随从的马走入庄稼田，踩坏了农家作物。赵轨当即叫随从停下来，等待天亮，给庄稼主人赔偿损失之后才离去。原州官民知道后，无不自惭不如，“莫不改操”。隋文帝嘉奖了他，赐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还召他入朝为官。百姓含泪相送，赞他“清若水”。隋文帝还常以此事来教导朝廷官员和宗室诸王，认为唯此才能获民心，“固其基业”。

《隋书·梁彦光传》书影

房恭懿，河南洛阳人，任新丰县令，他的政绩是三辅地区最好的。隋文帝知道之后就嘉奖他，赐物四百段，房恭懿把所得赏赐分送给穷苦人；不久，隋文帝又赏赐米三百石，房恭懿又把所得赏赐分送给穷人。京畿各县令每次朝见隋文帝时，隋文帝看到房恭懿，一定把他唤到坐榻之前，向他询问有关治理百姓的方略，并把房恭懿的政绩向朝廷官员和宗室诸王通报，以示弘扬。后来，房恭懿不断升迁，官至德州司马。隋文帝又对他赏赐，下诏褒扬，并对诸州祝贺元旦特使说：“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祐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也。”（《隋书·房恭懿传》）认为房恭懿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这实在是神灵和祖先对隋王朝的保佑，我如果视而不见，不加奖赏，那么神灵和祖先一定会责罚我。房恭懿完全可作为天下的模范，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于是提升房恭懿为海州刺史。当时，州县官吏大多称职，能够勤政爱民，致使社会安定，百姓富庶。

刘旷，平乡令。凡有争讼者，他就晓以义理，不加绳劾，使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人，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大家都说：“有君如此，何得为非。”他在职七年，“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隋书·刘旷传》）。刘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隋文帝下诏嘉奖他，说：“天下县令固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还对侍臣说：“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于是拜他为莒州刺史。

在隋文帝的严格管教下，晋王杨广成长很快，很有隋文帝的气度和风度，在朝臣中有极好的印象，史载：在并州总管期间，取得了“天下称贤”的好声誉。这“天下称贤”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表明了这个王朝的第二代接班人的气质和胸襟。

不管是隋文帝，还是年少的晋王本人都知道，在那战乱年头，要想在高层统治集团里站稳脚跟，单有帝王气度不够，还得有赫赫军功。于是，隋文帝将晋王推到了抗御边患的前哨，让他去——

《隋书·刘旷传》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