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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杨广任并州总管时只有十三岁，因为年幼，其父隋文帝特地设置了资深的辅佐给予辅助和诱导。

“辅佐”之设，也是有感于北周之亡。周武帝去世后，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周宣帝。虽然周宣帝在位仅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他对于北周的覆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隋文帝就清楚地记得周武帝在世时对于太子宇文赟未尽“教导”之力，未派专人予以辅导，使其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失德寡能的皇位继承人。如宇文赟“在东宫，亲狎诌佞，数有罪失”，尉迟运曾“屡言”其失于周武帝（《周书·尉迟运传》），后来周武帝令太子征讨吐谷浑，结果太子“在军中，颇有失德”，征伐返京后，从征的王轨将“失德”之事奏报周武帝，周武帝大怒，用军棍责打太子宇文赟，可太子并没有因此而悔改，而是对王轨心怀不满，并“大衔之”。王轨深感太子没有教育好，他曾严肃地对周武帝奏报道：“皇太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其意认为，皇太子宇文赟在仁慈、孝顺方面，名声不佳，恐怕不能胜任陛下委任的社稷之事。王轨还捋着周武帝胡须道：“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即谓遗憾的是继承人太弱！周武帝对王轨之所言虽然“深以为然”，但又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措施，只是觉得“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王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周书·王轨传》）。

太子宇文赟即帝位后，当然只能是个昏君，“刑政乖僻，昏纵日甚”（《周书·颜之仪传》）。号称强直的大臣乐运，深觉皇帝“昏暴滋甚”，曾面陈“八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能采诽谤之言”，且“杜献书之路”。结果，周武帝时代的刚正和有功之忠臣，如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等都遭了厄运。这样一来，周武帝虽曾拨乱反正，革除了宇文护的弊政，使北周有所中兴，可是周宣帝的倒行逆施很快就把周武帝的新政化为乌有。说实话，周武帝并非对太子没有管教，而是管得严，有时是“甚严”（《资治通鉴》卷一七二）的。但是，严得并不得法，因此也没有什么好效果，甚至会走向反面。每次金銮宝殿上朝见，在仪式上，太子跟其他官员完全一样，即令严寒的冬天，或酷热的夏季，也不准宇文赟休息。宇文赟喜爱饮酒，周武帝下令一滴酒都不准进入太子宫。宇文赟犯了过失，周武帝只懂得鞭抽棍打，或是怒骂道：“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资治通鉴》卷一七二）即谓自古迄今，太子被罢黜的，有多少人？其他儿子难道都不配当太子吗？训诫太子要自律，不然就废他。周武帝还训令东宫官员：要把太子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每月奏报。如此打骂式的管教，有时确也能使“太子畏帝威严”，宇文赟也竭力“矫情修饰”，假装谨言慎行，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懂得为王之道。看来，问题出在教育不得法。管教要严，但严不在于单纯使用棍棒和斥责。颜之推力主“宽猛有度”，他说：“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颜氏家训·治家》）对于周武帝教子之失策，隋文帝杨坚了如指掌，所以当他即位后就对高颎说：“宇文孝伯，实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处也。”（《周书·宇文孝伯传》）这也就是说，要是太子宇文赟有德，在继承皇位后，不迫害忠良，隋文帝也就难以插手朝廷大权。正由于周武帝没有很好地教导好太子而让失德之太子继位，以致“政刑日乱”（《隋书·于义传》），令孤德棻在《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周之亡国，“斯盖宣帝之余殃”（《周书·静帝纪》）。隋文帝也是洞悉此中奥蕴，所以他即位后很注重对诸王的教诲，特别是要选择若干贤才充当诸王辅佐。

隋文帝还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辅佐的重要。隋文帝自己有很好的辅佐。每当回忆往事时，他总是自豪地说：“幸有辅佐在侧。”早在隋文帝还未称帝时，高颎就经常向他推荐苏威的贤能。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库经常空虚，所以朝廷的税收很重，苏绰常常慨然地叹息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隋书·苏威传》）认为现在如此横征暴敛，就好像拉满弓弦，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世满足国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做法。后世的君子，有谁能把弓弦放松呢？年幼的苏威听到了父亲这些话，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信条。当苏威兼任门下省纳言及度支尚书时，就向隋文帝奏请减免赋税徭役，一切要求简单明晰，隋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就对苏威渐渐信任、倚重，命他跟高颎一起掌管朝政。隋文帝曾经痛恨某一个人，打算下令处死，苏威进去劝阻，隋文帝不听，并且大怒若狂，打算出去亲自杀掉那个人，苏威挡住去路，不肯让开，隋文帝避开他又想出去，苏威又上前遮挡。隋文帝对此非常生气，拂衣返回宫中，过了很长时间，隋文帝召唤苏威晋见，道歉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隋书·苏威传》）认为苏威能够这样直谏，有了这样的辅佐，就没有什么好忧虑了。当场赏赐马两匹、钱十余万。不久，隋文帝又命苏威兼任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仍然保留。这样一来，又引起一些人的猜忌。治书侍御史梁毗认为苏威身兼五项要职，贪恋工作繁重的高位，竟无意推举贤能人才接替自己，于是就上疏弹劾苏威。隋文帝回答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同上）认为苏威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努力尽职，而且志向远大，抱负不凡，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要他退位让贤？并因此对百官朝臣说：“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隋书·苏威传》）其意是说，苏威倘若不正好遇到我，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我如果没有苏威这样的诤臣，又如何能够推行治国安邦之策呢？杨素的口才虽然盖世无双，有博古道今之能，可是辅助我宣扬教化就远不能和苏威相比。如果遭逢乱世，苏威肯定会像西汉初年的南山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那样隐居避世，我岂能轻易使他屈服出仕！不过，苏威对隋炀帝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望风旨。后被告发与吏部尚书卢恺等结党营私，被免官爵。苏威对《孝经》也是非常推崇的，他对隋文帝说：“我父亲苏绰常告诫说，只要熟读《孝经》一书，就足以立身治国，哪里用得着读很多的书！”隋文帝十分同意。隋文帝从自己的处理政事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辅佐的重要。苏威的助力和成效，让隋文帝深刻懂得了，辅佐之功在于：一、随之左右，出谋划策；二、关键之时，指点迷津；三、如有失措处，立时指出，不使铸成大错。

尚书左仆射高颎因为畏惧权势，上疏请求辞职，让位于苏威。隋文帝打算成全他让贤的美德，允许解除他仆射职务。数日后，隋文帝又觉得辅佐不应该单枪匹马，再说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也是一个好辅佐，他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隋书·高颎传》）认为苏威在前朝北周隐居深山，不出任官员，高颎能够推举他这样的贤才。我听说推荐贤能人才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赏赐，怎么可以让他去官离职呢！于是命令恢复高颎原职，让高颎、苏威同心合力辅佐自己，朝中政事，无论大小，隋文帝都先和他们商议，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才公布实行。所以说，有了高颎、苏威等辅佐，隋文帝的事业才能发达，特别是高颎，《资治通鉴》有言“海内富庶，颎之力也”（《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唐太宗也评论说：“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隋文帝也深感辅佐的功勋卓著，有人陷害高颎谋反，隋文帝非但没有废黜高颎，甚至连不满意的丁点儿表示都没有。隋文帝从自己的从政实践中深感辅佐即为施政者的左右手，不可随便废置，而应大大强化。而这里说的左右手，一般又不应该只指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以上的一个群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各个侧面辅而佐之。

太子左庶子卢贲因为高颎、苏威执掌朝政，心里愤愤不平。当时，柱国刘昉也正受到隋文帝猜忌和疏远，于是，卢贲就暗中鼓动刘昉以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共同商议罢黜高颎、苏威，而由他们五人共同辅政。同时，又因隋文帝特别宠爱晋王杨广，卢贲私下报告太子杨勇，说：“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隋书·卢贲传》）其意是，我本来很想常常晋见殿下，但生怕被皇上知道了必定会遭到谴责，愿你明察我的一片诚心。不久，这项“五人辅政”的密谋泄漏了。隋文帝下令追根究底地追查，刘昉等把责任全部推到卢贲、张宾头上。公卿大臣奏称卢、张两人应该处死。隋文帝因为这两人都是他的老友旧部，不忍将他们处死，而是将他们除官为民。此事又一次告诫隋文帝：诸王要有辅佐，辅佐必择忠良。这也可见，对辅佐也有一个“信”的问题。辅佐保护皇上，皇上也要保护辅佐，不然，人家一有失误就不信任辅佐，事情就难办了。

对于晋王杨广的辅佐，隋文帝作了认真的选择，最后选定王韶、李雄、李彻三人。

王韶，字子相，太原晋阳人，世居京兆。在北周时，累以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王杨广镇并州之时，王韶任行台右仆射。王韶正直骨鲠，负有盛名，杨广非常害怕他，也非常倚重他。凡事都能征求王韶的意见，以免背离法度，以致使事情办糟。王韶曾奉使检行长城，其后王“穿池，起三山”，王韶返回之后，见此情况，很是生气，他“自锁而谏”，使杨广放弃原来“穿池，起三山”的计划。王韶对杨广的管教应该说是相当严格的。隋文帝接到报告后，马上加以赏赐，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平陈之役，又作为杨广元帅府司马随同作战；攻占金陵之后，杨广又命他留下镇守，委以善后事务。王韶起了很好的辅佐作用，隋文帝对王韶说：“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隋书·王韶传》）于是又赏赐他绵绢五千段，奴婢三百口，晋位柱国。

李雄，字毗卢，赵郡高邑人。祖父李榼，曾为魏太中大夫，父亲李徽伯，曾任北齐陕州刺史，陷于北周之后，李雄随军进入长安。李雄从小慷慨，有大志。李雄家世代都是通过文学儒业而获取功名，只有李雄喜欢学习骑马射箭。他哥哥李子旦抱怨他，说：“弃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业。”认为骑马射箭，不是士大夫所应从事的事业。李雄回答说：“窃览自古诚臣贵仕，文武不备而能济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隋书·李雄传》）认为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不具备文武全才而能建功立业的人少之又少。我虽然不够聪明，但也读了不少圣贤之书，只是没有墨守章句训诂罢了。我要做到能文能武，长兄为什么要责备我呢？李雄的话说得长兄无言对答。所以，李雄成了“既文且武”的官员，在北周时，累功拜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又拜豪州刺史。隋文帝时，以淮南之功，加位上开府，又拜为鸿胪卿，晋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户。晋王杨广出镇并州时，隋文帝任李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隋文帝对他说：“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隋书·李雄传》）其意谓，杨广年纪太轻，经历的事情不多，有你这样文才武略的人去辅佐他，我就没有北顾之忧了。这也是一种信任，全力拜托，辅佐们才能全力以赴。李雄当即叩首回答：“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虽愚固，心非木石，谨当竭诚效命，以答鸿恩。”（同上）李雄对于隋文帝的委任，感激涕零，他表示要竭诚效力，以报鸿恩。李雄对杨广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当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杨广也很害怕他，遇到事情，总是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才去做。

李彻，字广达，朔方岩绿人。父亲李和，开皇初年为柱国。李彻性刚毅，有器干，伟容仪，多武艺，英勇善战，每为先锋。北周时曾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累前后功，加开府，又授淮州刺史。隋文帝时，加上开府，转为云州刺史。当晋王杨广镇并州时，隋文帝妙选忠贞纯洁而有声望人士，当杨广的辅佐。隋文帝考虑到李彻是前代旧臣，有多次带兵的经验，就任命他总晋王府军事，晋爵齐安郡公。隋文帝对侍臣说：“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隋书·李彻传》）有文又有武，使辅佐赋有多样性、全面性。在群雄纷争之世，有一个武艺高强的辅佐人物，尤为重要。所以，隋文帝对李彻非常重视。委任的第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隋文帝令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率众出击，李彻为元帅府长史随从。在白道遇上了敌军，行军总管李充向杨爽建议说：“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屯据要险，必轻我而无备，精兵袭之，可破也。”（《隋书·李彻传》）认为突厥人自以为据有关山之险，因此轻视我方，不会有高度戒备，只要用精锐部队发动袭击，一定可以攻破。各将领对这种判断，大感怀疑，只有李彻赞成，并请与同行，于是就与李充率精锐骑兵五千人，向突厥军营闪电攻击，突厥军大败，沙钵略抛弃他所穿的金盔金甲，窜进深草逃走。沙钵略可汗因此屈膝称藩，李彻以功加上大将军。后来又任命为行军总管，率精骑一万追击突厥。晋王杨广转牧淮海，李彻为扬州总管司马，改封德广郡公。

三位辅佐确实发挥了很好的管理、教育和辅助作用。三位辅佐有两条共同的特点：一有才华，这里说的才华是指文武之才；二敢于直言，能善言规劝。这样一来，晋王杨广在言行举止方面都能“规行矩步”。对于辅佐的作用，《资治通鉴》作过评述道：“二王欲为奢侈非法，韶、岩辄不奉教，或自锁，或排切谏。二王甚惮之，每事咨而后行，不敢违法度。”（《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其意谓，晋王杨广、蜀王杨秀经常想违反制度规定，追求奢侈享受，王韶、元岩他们总是拒绝执行二王的指令，或者自锁请罪，或者叩切谏。因此，二王非常惧怕他们，凡事先与他们商议后再去实行，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隋文帝则对辅佐所作出的成绩，时常下令给予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