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功过是非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国政的女性，是一位性格刚毅、有抱负、有韬略、有作为的政治家。她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成为汉朝皇后。高帝生前，她尽心辅佐丈夫平定天下、治理国政；高帝死后，她从公元前194年到公元前180年，实际执掌天下15年，其间有八年时间，是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干。
在吕后主政的15年中，吕家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相面之家，成为权倾朝野的外戚集团，最后全族被杀。从权力之争来说，吕后是彻底失败了。但她于宫廷斗争之外，吕后懂得吸取亡秦的教训，依法治国。她改变秦朝暴政虐民的做法，采取无为而治的方略，实行一系列奖励农耕、重视生产、发展经济的正确政策，使百姓不受侵扰，国家赋税增多，社会安定。从汉朝的发展来看，吕后的当朝执政并没有失败，她在巩固西汉政权、维持社会安定、发展经济等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汉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学家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男权主义和以刘氏为正统的正统思想。以前一种思想为标准，女性掌政或干政便被视为不祥甚至罪恶，《尚书·周书·牧誓》就说过“牝鸡司晨，惟家是索（尽也）”这样的话；《史记·周本纪》记武王宣布纣王的第一大罪状便是“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以后一种思想为标准，往往把高帝与群臣“非刘氏不王”的盟誓看得神圣无比，以为吕后当政、封诸吕为王就是篡夺。今天再来看这段历史，自然不应再受那些思想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其性别、姓氏一概无关，只需看她究竟对历史做了些什么。
吕后在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包括出于嫉妒对戚夫人等人的报复性的惩处中，其用心之褊险，手段之残忍，确乎罕见。但她没有用同样的心思和手段治理天下。《史记·吕后本纪》对吕后有这样一个总论——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垂衣拱手；指安闲自适），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从这里可以看出，吕后执政期间，已初步改变了刘邦所面临的萧条衰败的景象，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致力农桑，安居乐业的局面，这为之后的“文景之治”和空前强盛的汉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前汉最初大约几十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改。其间，政治家们集中力量加强国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再无精力进行扩张或与潜在的敌人作战。国家的政策原则上是时新派的，其目标是使新的帝国幸福安乐，有求于更古老的形式的迹象甚少。
《史记》专列《吕后本纪》，把吕后和历代帝王并列，称她为“女主”。“女主”，是指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的皇后或皇太后。他们在名义上没有当皇帝，实际的权力与皇帝相当。纪中不写“专政”而书“称制”，肯定了吕后的政治地位。司马迁认为，当时非吕后不足以安天下。高祖在世时，就一直认为太子“为人仁弱”，“不类我”，常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驾崩以后，天下不安，兄弟觊觎于内，悍将怏怏于外，当此之时，若吕后不出，天下形势则难以预料。显然，吕后执政，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政局稳定，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司马迁用帝王的最高标准来衡量吕后的功业。从他这几句总论中，不难发现吕后杰出的治国才能。
司马迁说的由于“政不出房户”、“刑罚罕用”，使老百姓得以安心在田间勤劳耕作，这在古代也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办法，叫做“无为而治”，属黄老思想。
黄老思想是盛行于秦汉之际的一种重要和颇为深邃的哲学思潮，在久经战乱、帝国草创，“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吕后的这种无为而治，反倒成了一个颇有成效的执政方式。
吕后称制期间出任相职的，先后为萧何、曹参、王陵与陈平。曹、陈皆为黄老思想的信奉者，萧何也有某些黄老倾向。特别是后来的景帝、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窦太后，也曾以黄老思想影响过朝政，武帝第一次尊儒，就因她的干预而败下阵来。这位窦漪房最初是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给吕后当宫女的，后因吕后清洗后宫被遣送出去。正是这个卑微的宫女，阴差阳错被分到代国，后来不仅相继做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而且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历史阶段中，还成了以黄老思想主导汉帝国朝政的总后台。可见吕后的治国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后人总比前人要聪明一些，因为比前人能看到新的东西，能用后来的事实验证前人思想作为的正确与否，能跳出当事人的是非圈子。在权力斗争中，吕后宗族覆灭了，有其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吕氏集团不得人心，社会基础薄弱，直接的原因则是汉初主要功臣同吕氏集团矛盾激化的结果。
吕后生前最大的离经叛道的举措就是刘吕并尊。吕氏宗族是依靠裙带关系兴起的，其核心人物除了吕泽、吕释之有能力和战功外，其余如吕禄、吕产、吕通、吕台等人，既无功劳也无治国本领。吕后欲封诸吕时，王陵因吕氏封王不合祖制、违背高帝的白马之盟而坚决反对。因为汉初社会刚稳定下来，不论在功臣还是劳苦大众眼里，目前的稳定和幸福都是刘氏皇朝带来的，刘氏皇朝是生活稳定的象征，任何危及刘氏皇朝安全的活动都是不得民心的。所以。刘氏集团对吕氏集团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吕后在世时，诸吕处于权力的顶端，四周是一片阿谀奉承之声，在政治上既没有采取任何争取民心的措施，军事上也没有任何有力的部署，更没有在功臣集团中，树立必要的威望和权力圈子。吕后一旦不在，他们就难以生存。
客观上讲，吕后分封诸吕为王，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则她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辅佐弱主，大臣中非议者甚多；二则刘邦时，起兵造反的将领就连续不断，吕后对旧将心怀疑虑。为保政权安稳，她能信任和依靠的自然是自家的同族血亲外戚——吕氏兄弟。即使对刘氏子弟，她也不是一味地杀戮，而是能抚则抚，能用则用。
再看刘氏集团的构成，就不难明白吕氏失败的必然性。当时，刘氏有九人为王，还有几十个侯，封国地域广大，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都在诸侯王国的治下，且刘姓诸侯王基本在封国，在地方上实力强，拥有王国军政全权，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远远大于中央。这些诸侯王国和中央虽然有矛盾，但是，在天下是姓刘还是姓吕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他们还是会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而吕氏只有三个王，且都不到封国去，在地方上没有根基。在中央，大臣的势力非常强大，拥刘派的陈平、周勃等功臣集团与实力强大的刘氏集团联合起来，力量远非吕氏可比。所以一旦有什么变故，双方胜负可想而知。
从主观方面看，吕氏宗族和刘氏集团相比，政治经验和计谋韬略相差甚远。他们对吕后死亡以后，吕氏家族的命运和面临的形势缺乏深刻认识。放眼吕氏诸人，没有一位有魄力、有能力的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也就不能在危险到来的时候团结一致、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却被陈平、周勃等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丧失了居安思危意识，以至于在关键时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纷纷叛离。如郦寄本来是吕氏集团的得力干将，被陈平、周勃略施小计，即成为刘氏集团的内应；吕后以本家女儿嫁给刘泽、刘章，且给他们王爵和侯爵，想以此笼络刘氏子弟，没想到刘章却成为刘家在吕氏集团的卧底，并利用其夫人的关系，最早知道了吕氏集团的阴谋，为周勃、陈平的应变夺得了先机，加速了吕氏集团的失败。
汉初主要功臣同吕氏集团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吕氏宗族的直接覆亡。吕后与汉大臣的矛盾是逐步形成的，这始自诛杀韩信、彭越。因汉初大臣权势重，对刘邦忠诚，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部分官吏都是刘邦所任用，他们的命运和刘氏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维护刘氏皇统的巨大力量，吕后对他们心有畏惧，矛盾进一步形成。吕后称制，大封诸吕，罢王陵，闲置周勃，大臣们认为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别人的馅饼，内心里自然不满。但陈平、周勃等作为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都经历过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考验，经验丰富，长于谋略。而吕氏子弟或属纨绔子弟，或少不更事，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些老臣元勋们的对手。所以，吕后一死，功臣集团迅速发动政变，彻底剪灭诸吕。
从客观方面看，这实际是刘氏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在汉初，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诛除诸吕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而因为刘恒母亲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
刘吕两大集团的博弈，只是当时历史进程中的小插曲，局限在上层且时间短暂，对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冲突对吕氏宗族来说则是巨大的悲剧，这和吕后个人的性格和作为密不可分。
通观吕后的一生，其前半生默默无闻，称得上是个贤惠的女人，她为了刘邦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后半生则表现了超人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司马迁笔下的“吕后”在政治上是一个拥有高超治国才能的贤明“女主”，但同时在道义上，又是一个狠毒凶残、极富嫉妒心和报复欲的皇后。
在充斥着男尊女卑思想、女子只能成为附属存在的封建社会里，时势造就出吕后这样刚毅果敢、临朝称制治世有方的女政治家，实属不易。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一个登上权力顶峰的女人所能够具有的所有的阴险、歹毒。对待异姓诸侯王，她那斩草除根的思想和行为，远远超过刘邦，刻薄寡恩，残忍凶险；对待戚夫人和刘如意母子的虐杀行为，令人发指，使人看到她发疯般的嫉妒和变态的报复心理；对待刘氏宗室的任意诛杀和处置，使人想到“家天下”观念的自私和无情。吕后的作为，丝毫没有任何的掩饰，一切都是那样直白和裸露。从道德的层面看，吕后许多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她的上述做法有些又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身处权力顶峰的吕后，不这样做，也没有别的选择。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地位，她可以跪拜周昌，然后调动一切智慧和力量，打赢了那场“嫡长子保卫战”。刘如意被杀是因为他威胁了儿子惠帝的地位。可以设想，假如戚夫人改易太子的计划成功，等待吕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如果戚夫人作为太后临朝称制，吕后、刘盈和其他宗室成员以及曾经反对改易太子的大臣们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以说，“嫡长子保卫战”实际上就是“皇后保卫战”。我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反复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权力，统治阶级之间的残杀有时要超过阶级之间的冲突。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对吕后的种种残忍行为辩护，目的仅仅是提醒人们不要用道德的标准苛求吕后。
毫无疑问，吕后是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但是，她始终以刘家的媳妇自居，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她始终没有改变刘氏皇统的想法，也没有对吕氏子弟进行过代汉自立的教育。她临终前嘱咐吕禄、吕产要牢牢掌握南北军、不要被别人所乘，目的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势，是要继续刘氏皇统下的吕氏专权，安孝惠帝一系，这和后来的武则天专权性质是不同的。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把吕后与武则天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吕后比武后好：
母后临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吕、武并称。然非平情之论也。武后改朔易朝，偏王诸武，杀唐子孙几尽，甚至自杀其子孙数人，以纵淫欲，其恶为古今未有。吕后则当高帝临危时，问萧相国后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国家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恐孝惠之不能守业，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杀太子弘、太子贤也。后所生唯孝惠及鲁元公主，其他皆诸姬子，使孝惠而在，则方与孝惠治计长久。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凌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此则后之私心短见。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
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真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鸩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它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以视武后之改周灭唐，相去万万也。即其以辟阳侯为左丞相，令监军中，亦以辟阳侯先尝随后在项羽军中，同患难，虽有所私，而至是时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仆，可使令于阃阈间，非必尚与之昵。《史记·刘泽世家》，太后尚有所幸张子卿，（《汉书》作“张卿”）然如淳注谓奄人也，则亦非私亵之嬖，以视武后之宠薛怀义、张易之兄弟，恬不知耻者，更相去万万也。武后之祸，唯后魏之文明冯后及胡后约略似之。而世乃以吕、武并称，岂公论哉。
赵翼认为，人们把吕后和武则天并称，是不公道的。吕后与武后有着太多的差别：第一，吕后没有篡夺之心，她是临朝称制而不像武则天那样让江山易帜，自己做皇帝。武则天处心积虑篡夺李唐天下，吕后殚精竭虑维持刘家社稷。第二，武则天为达到一己私欲，不惜杀害自己的骨肉，吕后为了自己的儿子，可以给大臣下跪。第三，吕后不像武则天那么淫乱。因此，赵翼才为吕、武并称鸣不平。虽然说了几句好话，但其评价标准仍然没有超越封建士大夫的眼光。
更为重要的，吕后在丰沛系的功臣中有比较好的人脉和牢固的社会基础，其政治资本是刘邦所有宠姬所不具备的。刘邦死后，吕后掌权是当时正确的选择，她是当时统治集团中能够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统治者之一。在刘邦的后辈中，刘肥年龄最大，但不是刘邦的嫡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能力和威望都不足以担任治理天下的重任，大臣们和刘邦本人都没有考虑过刘肥治国的问题。刘盈之外的其他皇子，都不是刘邦嫡长子而且年龄都小。既然刘邦在世时改易太子的计划没能成功，那么刘邦死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继承皇位。刘盈是刘邦的法定继承人，吕后是刘邦的皇后，“仁弱”的刘盈为皇帝就顺理成章，吕后当国也就天经地义。无论是能力、威望还是满朝文武和刘氏宗室的接受程度来看，当时统治集团中，没有人超过吕后。
因为，吕后和刘邦一样，目睹了秦末的社会动乱，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并跟刘邦休戚与共，备尝艰辛。再加上吕氏为汉朝的建立驰骋疆场，建立了不少的功勋，吕泽为刘汉政权战死沙场，吕后的妹夫樊哙也是刘邦集团的核心成员，屡立战功。因此高祖在封功臣时，封吕释之为建成侯，吕泽之子吕台为郦侯，吕产为交侯，吕氏因功臣列侯之重，又兼皇室外戚之亲，在刘氏政权中自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吕雉贵为皇后，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吕氏集团的领导人。在建国的过程中，吕后注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与萧何、曹参、张良、周勃、周昌、叔孙通等朝廷重臣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到刘邦晚年时，吕后的势力根基深厚，已成不可动摇之势，并为朝中功臣所拥戴，因此由吕后继承汉高祖定策乃势所必然。
吕后从政治舞台的帷幕后面走向前台，为她砥柱中流的，几乎全部是元老派的领袖们。张良、曹参、陈平、周勃、王陵等坚决的保皇分子，对吕后本人也是尽力拥护的，因为他们明白，在当时无人可以替代吕后的地位。而吕后很懂得怎么利用他们，也懂得如何去制衡每一个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
吕后用萧何用得很放心。吕雉从楚汉战争后期就和萧何共同据守关中，向萧何学到了不少东西，对其性格也吃得很透。张良、周昌是对她有恩的人，但在后来调赵王如意来京时，周昌作为赵王相国却极力阻挠，看在他帮过大忙的分上，没怎么处置他。对功臣的后代，她都尽量作了妥善的安置，把“新生代”培养成自己的羽翼。尤其在对待陈平的问题上，吕后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韬略和气度。
对于刘邦临终前做出的人事安排，吕后完全遵从。群臣在她的治下，继承刘邦草创之功，与民休息，逐步开创着大汉帝国发展的新局面。事实证明，刘邦和吕雉夫妻二人，在任用丞相这个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多么重要。所以说，吕后当国成为稳定皇朝的重要因素，是历史的正确选择。相传，吕后称制时出现五星连珠（为一种天象，是指金木水火土五颗星排成一条直线，古人认为出现这种天象是顺应天命），但是正史上没有记载。
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就这样百炼成钢。吕后从刘邦手里接过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新生政权。她当政的那个时期，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政治形势复杂纷纭，各种矛盾异常突出。秦朝遗留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连年战争的创伤需要医治，内有朝廷中的种种混乱，外有匈奴的重重威胁，对于一个女主，她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她的政治才干、执政能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吕后出身下层社会，了解民生疾苦，亲眼目睹了秦朝带给百姓的苦难，知道刘邦君臣治国方针的深刻用意，所以当政期间，处处按照刘邦君臣制定的方针政策行事，坚定不移地贯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轻徭薄赋，尽量减轻农民负担，使中国人民从战国以来二百八十多年间，第一次享受到了一个没有战争和骚乱的和平时期。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气焰，忍气吞声，继续刘邦的“和亲”政策，以个人的忍耐换来了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对汉朝百姓还是对匈奴民众都是福音。表现出吕后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这为汉朝以后的发展、繁荣赢得时间，并带来良好的契机。尽管在分封诸吕问题上违背了刘邦的意愿，对刘氏对吕氏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这只是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权力之争，无关乎社会民生的稳定，对当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
吕后死去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地翻覆，乾坤倒转，这是吕后生前的确未曾料到的。从此，西汉历史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应该说，“文景之治”乃是承袭了吕后的余荫，如果没有她十几年间精心治理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西汉王朝恐怕很难如此迅速地喷射出盛世的光彩。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看，吕后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对汉王朝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法家。在她统治时期，汉初社会不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法制建设各个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她身上，清晰地映射着西汉初年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轨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对吕后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