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苛法

吕后多次修法，放宽了对普通官员百姓的法度。她颁布优裕法，规定中上层功臣和官吏犯法的全受宽容不入狱；她实行减刑，将判服舂米四年劳役刑的犯人减为供给宗庙三年柴薪等；又颁赎罪法，凡判死刑的可买爵赎免。惠帝四年，更下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即废除秦代以来私藏诗书治罪的“挟书律”。从此，秦末以来长期珍藏的古书开始现于人世。

“挟书律”是秦制定的一条法律。即私藏《诗》、《书》之类的书籍要治罪，轻的发配修筑长城、驰道，重的被杀头。秦即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法律。偶尔在谈话中不经意引用了一句半句《诗》、《书》中的句子，就要被斩杀，并抛尸于街市。惠帝四年（前191年）二月，废除了此项法律。这项禁令的废除，让人民获得了一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有力地冲击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长期推行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桎梏，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颁布废奴法令，释放奴婢。惠帝五年（前190年），吕后下令，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奴婢的法定地位低于平民，人一旦成为奴婢，则意味着其一生失去了自由，而且世代都要做奴婢。若平民娶婢女为妻，生下的孩子就称为“臧”，一般指奴。若奴娶平民女子为妻，生下的孩子则称为“获”，一般指婢。奴婢即使与平民结合，所生子女仍摆脱不了奴婢的身份。《汉书旧仪》云：“奴婢欲自赎，钱千万，免为庶人。”对奴婢来说，改变身份的可能性极小，只有朝廷明令解放奴婢，他（她）们才有机会成为平民。高祖五年（前202年），刚刚结束了楚汉战争，刘邦就曾发布了一条“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的诏令，原因是三年前关中地区战乱，又闹大饥荒，刘邦乃令百姓可以卖子女为奴，故有了这条解放奴婢的诏令。但当时有的因各种原因，继续有被迫卖身为奴者，社会上仍有大量奴婢。吕后执政，诏令释放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重大举措。从客观上说，吕后的释免奴婢之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废奴法令。

颁布民众可以买卖爵位及女子15岁至30岁不嫁收取“五算”的赋税法令。大汉立国之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使人口迅速发展，惠帝六年（前189年）颁布了此项法令。规定：15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交人口税，每人是120钱，为一算，称为“算赋”。惠帝规定女子15岁以上到30岁不嫁，交人口税五算，实际就是强制女子到15岁时就要结婚生育，这对发展人口和恢复经济，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惠帝死后，吕后称制，吕家地位迅速提升，吕后自然而然地要在法律上巩固吕家的地位；同时针对新的社会问题采取新的手段，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调整经济政策，使之更符合发展经济的需要，对秦朝的严刑酷法逐步地删除。这就要不断地修订律令。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起码在高后二年（前186年）以前，吕后就曾大规模地颁布新修订的法律，目前已经发现的有27种律和一种令。

颁布弛商贾之律。惠帝刘盈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即公元前188年九月，吕后临朝称制。当月，吕后颁布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弛商贾之律”，废除西汉初年对商贾采取的抑制政策，放宽对商贾的限制。虽然经济政策有所放宽，对商人的抑制大为缓解，但是市井子孙仍不得为官吏。经济史学家认为，此一项政策带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性质”。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平准书》），有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弛商贾之律带来了汉初商业的真正繁荣。

刘邦在汉建国之初所实行的抑商政策，比秦时更加严厉和强硬，商人阶级在整体上的法律地位比秦时更低。刘邦明显出于“困辱商人”的目的，规定“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即不能穿颜色艳丽或质地高贵（如毛料）的衣服，“毋得操兵，象乘骑马”，“不得衣丝乘车”，并且“重租税以困辱之”。每年必须加倍交纳人头税，许多商人因为隐匿或者虚报财产，结果家产被充公，终致破败。

吕后的弛商贾律，对以上这些不近人情的律条有所缓解，虽然在政治上仍限制商人子孙不得为官吏，但弛商贾律本身就已经是个十分了不起的进步了。这项政策对西汉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废除“夷灭三族罪”和“妖言令”。“时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高后纪》）即汉高后元年（前187年）一月，吕后诏令：废除秦代以来的“夷灭三族罪”和“妖言令”。这是她称制后发布的第二个诏令。

所谓“夷灭三族罪”，是指一个人犯了大错，则要把犯人的母亲一族、父亲一族、妻子一族的通通连坐，全部杀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不止三族，有扩大到“五族”、“九族”的，这就包括了一些远亲甚至邻里、门生、故旧。对当“夷三族”之人的行刑是极重的：“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西汉会要》引《刑法志》）所以又称之为“具五刑”。汉高祖刘邦在位时期，就觉得这条法令太严酷，多次要废除，但是朝廷上议而未决，无法废除。

“妖言”，颜师古《汉书注》解释为“过误之言”，即与散布流言、诽谤朝廷有关，其中也包括“思想犯罪”。妖言没有明确的标准，凡是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或者谣言、传闻，都归为妖言。对于妖言和诽谤罪所施的处罚也不一样，有的被免为庶人，有的被流放边地，有的被处以死刑甚至夷灭三族。

这两项酷律的废除，卸下了束缚百姓精神的沉重枷锁，反映了法律真正意义的进步。当年，刘邦入关中时曾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那是建国前期的“基本法”，是宣布废除一切秦朝法律后，以口头契约方式制定的临时法律。汉建国后，一切都承秦制，法律也不例外。秦时天下百姓怨声鼎沸，主要原因是秦朝的法律过于严苛，百姓动辄得咎，冤狱遍于寰中。刘邦和吕后，对秦朝灭亡的教训都有过深入的探究，所以吕后的这几条法律改革很得民心，她执政期间，罪犯比以前明显减少，“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这两项酷法的废除，是吕后宽刑的主要标志，这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安定十分有利。

废除“车裂”等酷刑。汉初颁行的《汉律》九章，是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而成。其内容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其中《户律》、《兴律》、《厩律》三篇，系汉初新增。《九章律》对秦的某些酷刑亦悉数保留，比如“车裂”等酷刑。吕后认为这个法律文本已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所以要进行法律改革。废酷法，轻刑罚，政治环境宽松，深受官民欢迎。应该说，吕后称制时期所推行的这一系列法律改革，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