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皇权

刘邦与吕后打算定都于洛阳，但在公元前202年阴历五月，高帝听从了其支持者娄敬的请求，迁往长安。

齐人布衣娄敬（后因被赐姓刘，又称刘敬）向刘邦进言，洛阳不宜做汉家首都，而应定都关中咸阳。留侯张良也劝说高祖入都关中，高祖便即日起驾，六月迁都长安，下令大赦天下。

娄敬，何许人也？

高祖五年（前202年）五月，娄敬被征发到陇西（今甘肃东部）戍边，途经洛阳，见城内大兴土木，一片繁荣景象，询问得知刘邦要在此建都城。娄敬放下小推车，找到一个同乡虞将军，说有重要事情禀报皇上，请他引荐。虞将军答应引荐，但劝娄敬换下破棉袄，娄敬坚决不同意换。他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史记》卷九十九《娄敬传》）意思是说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上时还穿什么衣服，没有必要专门换衣服。

当时，草莽出身的皇帝刘邦还没学会摆架子，听说有人求见，也就立即召见。刘邦见娄敬衣着破旧，一副苦力样子，但举止却落落大方，问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娄敬开门见山地问道：“陛下建都洛阳，是不是想和周朝比个高下？”刘邦回答：正是如此。娄敬说：“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汉家取得天下的方式和周不同，历史条件变了，不能盲目地效仿西周。”他的理由是，周代之所以在洛阳建都，是取其位居天下的中心，为的是方便诸侯朝贡。周取天下，是以德致人，所以不必依凭天险来防备诸侯。周衰落的时候，洛阳无险可恃的劣势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很快就被诸侯所挟制。

随后，娄敬指出：陛下起兵丰沛，凭借三千子弟兵，西取关中，席卷蜀汉，还定三秦。汉取天下，是以力服人，不说别的，仅是楚汉这一场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天下百姓，因此而肝脑涂地、父子曝尸骨于荒野的不计其数。中原大地，目前还是一片哀泣之声，伤残将士还躺在病榻之上。人民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治愈，您要模仿周王朝的成康盛世而定都洛阳，是不可以的。如果一定这样做，只能引起百姓的不满。而关中地带，是周秦两朝腹地，北接黄土高原，西靠陇西丘陵，南依秦岭为凭，东有黄河、崤山的天然屏障，四方关塞稳若磐石，土地肥沃，有“天府之国”之称，一旦有紧急情况，百万雄兵立时可集，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在那里建都，即使东方叛乱，陛下凭着地势之便，也可以保证关中地区的稳定。这就好比跟人打架，你不卡住对手的咽喉，按住对手的腹背，就不能把他制服。如果在秦的故地建都，掌握关中，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按住了天下的背腹，您的位子才会坐得稳啊。

娄敬的这番分析深刻高远，透露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刘邦听完很是佩服。但是，对于迁都这样的大事，刘邦还不敢贸然决定，还要征求群臣意见。当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大臣中，很多都是东部人，对自己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都希望首都距离自己家乡近一些，光宗耀祖，于是纷纷反对迁都关中，建议把都城定在洛阳。

只有张良力排众议，赞成娄敬的意见。他说：“洛阳虽然也有地利，但它中心腹地不过百里，而且生产力薄弱，四面都是大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凭，的确不是用武之地。相比之下，关中左有崤谷、函谷二关，右有陇中、蜀中，从军事角度或政治角度上看，都比洛阳优越得多，足以居高临下，东制诸侯。”张良认为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同时又是“资甚美膏腴之地”，“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不仅如此，从发展的角度考虑，西汉王朝继秦而立，秦代开创的疆土，东、南面已经面临大海，北面是茫茫草原，西部则是广阔无垠的疆域，定都关中将为开发西部奠定基础。张良是刘邦的智囊，如果说娄敬人微言轻，还使刘邦犹豫不决的话，张良则使刘邦下定了迁都的决心。张良一说，刘邦就立即下令，“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秦朝都城咸阳，已让项羽那一把火，焚为废墟。刘邦仍然暂时驻在栎阳，命丞相萧何在咸阳秦朝故宫基础上勘察新址、规划新宫，建筑新城，定名新城为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为了表彰娄敬建议迁都的功劳，封娄敬为“奉春君”。后来的历史表明，刘邦接受娄敬建议，定都关中，是一项英明的决策，因为在不久以后的削平异姓王和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关中地区岿然不动，作为稳定的后方，对保证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栎阳位于临潼（现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东25里渭河北岸，位处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广阔，且“东通三晋”、“北却戎翟”，地据东西交通要冲。秦人曾经以雍城（今陕西凤翔城南豆腐村、河南屯至凤尾村一带）为国都，从公元前424年始，历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至灵公，居住二百五十余年，迁都泾阳，在泾阳经营五十余年。后来由于对魏国作战的方便起见，秦献公时才东迁都城到栎阳。平定魏国后，又迁都咸阳。之所以向咸阳迁都，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时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秦对楚国的战争，已拉开序幕。从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营建新都，到秦灭亡，咸阳城经过了140多年的建设，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其政治中心以渭北为主，寝庙和皇家苑囿如秦上林苑、宜春苑分列于渭河南岸东西两区，宫殿建筑群如咸阳宫、章台宫、兴乐宫等，则以渭河为中轴线，向南北伸展。秦始皇当年兼并天下时，每破一国，即在咸阳原城上，仿照其宫室规模建造宫殿，所以当年渭北宫殿群之宏伟、壮观是可以想象的。

汉朝迁都后的第一项工程，就是修复秦兴乐宫。该工程从九月开始，一年半之后才告完工。建成后兴乐宫改为长乐宫，丞相以下官员从栎阳迁往长安。

虽然国都定下来了，但是朝廷上的秩序还是一片混乱。因为登基仓促，君臣礼仪过于简单，刘邦和那些丰沛子弟本属同乡，有些是一起长大的玩伴，更多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本来称兄道弟都习以为常，现在虽然确定了君臣关系，但在这些草莽英雄的心目中，今天的皇上和昨天的沛公、汉王没有什么不同。在朝会的时候，常常出现“群臣饮酒争功，醉而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局面。每当这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君臣尊卑，争到激动处，指着刘邦的鼻子直呼其名的大有人在。面对朝廷上混乱的秩序，刘邦心里虽然不高兴，虽然感到很头痛，但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吕后知道她目前要做的，就是要帮助刘邦树立皇帝的新权威。她对刘邦说：为人君要有人君的尊严，为人臣要有人臣的礼节，像你们嘻嘻哈哈大呼小叫，君不君臣不臣的，成什么体统？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来约束，以显示皇权的威仪和不可侵犯。

这个时候，有个叫做叔孙通的儒生主动站出来，要求制定朝会礼仪，使君臣之间有规可循，及时地帮刘邦解决了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

叔孙通，薛县（今山东枣庄）人。秦朝时以长于文章，知识渊博被征召入宫。他善于审时度势，通达时变。秦始皇时曾被征为待召博士。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洛阳，秦二世征询臣下意见，大多数博士认为这是臣民造反，罪在不赦，二世听了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了秦二世的心思，主动上前答话说，“他门讲的都不是事实。现在天下一家，拆掉原来的城郭，销毁兵器，向天下表明，从此以后不再打仗了。现在更有明主在上，人人按照法令制度，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哪里有什么造反的事情。最多有几个小蟊贼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有地方的郡守县令缉拿就行了，陛下用不着担心。”这一番话说得秦二世心花怒放，正式任命叔孙通为博士，赏赐20匹丝绸、一套衣服。其他说有人造反的博士和官吏要么被免职，要么被下狱。退朝以后，那些受到惩罚的官吏愤怒地质问叔孙通，为什么违心地阿谀奉承。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啊，不这样说，我们能活着离开吗？”随即，叔孙通收拾行装，悄悄逃回老家。这时候，东方已经是起义军的天下，项羽已经攻占彭城，叔孙通先投在项羽麾下。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刘邦占领彭城，他又转投到刘邦帐中，做了汉王博士。

叔孙通归汉以后，总是穿着一身儒生服装，汉王见了非常讨厌。刘邦生性不喜欢儒生，见了儒生就要用最恶毒的语言去咒骂，还拿儒冠来做溺器，这对儒生是最大的轻蔑和污辱。自然，他对叔孙通的这身打扮很看不惯。叔孙通就换了服装，穿上短袄，而且是按楚地习俗裁制的。刘邦以其能变通，不像其他儒生一样装模做样，就很喜欢他。这叔孙通有百十个弟子，追随他一起投了汉王。可是叔孙通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赳赳武夫，门下弟子不满。叔孙通回答说：“现在正打仗，汉王需要的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你们只能耐心地等待，以后会有机会的。”刘邦称帝定陶，叔孙通曾经为刘邦负责拟定仪式礼节。当时汉高帝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只是拟定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

现在，叔孙通见刘邦不满朝廷的混乱，遂趁机进言：“儒生难于进取，可与守成。我愿意到鲁地召集懂得礼仪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起制定朝仪，改变目前尊卑无序的状况。”刘邦允许，只是提出，朝仪如果太复杂，他本人也很难做到，一定要简便可行。

叔孙通掌握刘邦一向反感繁文缛节的心理，说：“礼仪制度都是人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内容，臣下自会根据情况制定新朝仪。”于是叔孙通就去了孔子的老家鲁国，在那里找了30个宿儒。在他征召儒生时，有两位坚决不应聘，讥讽叔孙通说：“你效忠的主子大概有十几个了吧？你靠溜须拍马讨得主子的欢心，换来自己的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刚定，战死者还没埋葬，受伤的人还没康复，你却要兴什么礼乐？要知道，兴礼乐是太平盛世的事情，那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你的作为不符合古法，我们是不会与你合作的，你还是快走吧，别糟蹋了我们！”叔孙通听后并不生气，笑笑说：“你们真是鄙陋腐儒，一点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代了！”

叔孙通带领被征来的30人向西来到都城，并组织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侍从以及他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郊外拉起绳子表示施礼的处所，立上稻草代表位次的尊卑进行演练，边演练边修改。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帝可以来视察一下。”皇帝视察后，让他们向自己行礼，然后说：“我能做到这些。”于是命令群臣都来学习。这时正巧是十月，能进行岁首朝会的实际排练。

在此之前，刘邦已经完成了对功臣以功行封的程序，重点封赏了一大批功臣。吕后的两个哥哥吕泽、吕释之也得到分封。吕泽封周吕侯，吕释之封建成侯。

叔孙通草创的礼仪制度，主要是秉承战国末期以来的“五德终始”之说，确定十月为一年的岁首。西汉时期的历法，是以十月为岁首的。我国三王时期，就对岁首有过不同的规定，夏时以正月为岁首，殷时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时以十一月为岁首。

接着，叔孙通制定诸侯王朝觐天子的礼仪。根据当时制定的礼法，诸侯王朝见天子，“凡当四见耳”（《史记·梁孝王世家》）。每年冬十月，要行“朝岁”之礼，亲自到京“贺正月”，称为“春朝”。

汉采纳了秦的宗教仪式。刘邦除了继续奉行祭祀白、青、黄、赤四帝的仪式外，他坚持举行尊奉黑帝的仪式。他的行动明显地表明，新政体绝对相信秦始皇时期所采纳的水德这一庇护象征。同样，西汉的服色不改秦俗，依然用黑色，不但百官公卿上朝要穿“皂衣”，连皇帝也不例外。从官服上看不出品级的区别，只有从百官所佩的绶带上，能看出官位的高低。汉代天子为黄赤绶，诸侯王赤绶，公、侯、将军紫绶，二千石以上青绶，六百石以上黑绶，二百石以上黄绶，百石青绀绶。有一些官是没有印绶的，比如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官等。虽然一上朝，一片黑色朝服，不分彼此，可一看绶带，就会一目了然。

前200年（汉七年）十月初一，雄伟壮丽的长乐宫落成，依照叔孙通制定的新朝仪，在长乐宫举行朝拜皇帝大典。黎明时分，文武百官和各路诸侯已聚集在长乐宫大殿外，谒者引导文武群臣按照爵位官职高低，依次进入殿门。只见院子里排列着肃穆严整的车骑步卒卫队，手执各种旗帜和兵器，如木雕泥塑一般地站在四周，一派威严。司礼官一声传呼，殿下郎中夹陛而立，每陛数百人。功臣武将依次站在殿下西侧，面向东；文官站在殿下东面，面向西。整座宫殿，气氛庄严肃穆。

全部排定，正是阳光初露的时候。这时，才是皇帝的辇车出房，自内而外，百官持职、传警。待皇帝缓缓升殿入座之后，大行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依次序逐一向皇帝致贺。贺礼之后，文武百官口呼万岁，伏地再拜。这肃穆庄严的礼仪，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了震惊和敬畏。

朝礼已毕，刘邦下诏赐宴群臣。按照新的朝仪规定，再也不准像以前那样昂首直入，大呼小叫，跟皇帝不分上下。入座之后，群臣各个要俯首垂目，不得以目光与皇帝平视。然后按照尊卑次序，依次向皇帝敬酒。而且规定，每人饮酒不得超过九杯。不合规范的，立即驱逐出场。有御史巡视执法，不管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敬酒完毕，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在整个过程中，群臣举手投足，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朝会以后，刘邦情不自禁地对吕后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娄敬叔孙通列传》）。尝到了皇帝至尊威严的刘邦，龙颜大悦，立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也就是国家典礼总署署长的官，位列九卿，又赏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趁机为他的弟子们请命，说制定朝仪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希望陛下能给他们个官做。刘邦正陶醉在新朝仪所带来的喜悦之中，自然是有求必应，立即下令，把叔孙通手下所有的儒生弟子统统任命为郎官。罢朝以后，叔孙通把刘邦赏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散给诸位儒生，又告诉他们皇帝赐官的消息，儒生们欢呼雀跃，异口同声称赞老师是“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后来叔孙通又升任太傅，专门教导皇太子。

叔孙通在制定朝仪的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宫廷制度，突出皇权的至尊。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经过叔孙通的改造才真正地完善化。皇帝言论行为都有专门的称谓，都是皇帝的专用名词，他人不得使用。按制度规定，汉家天子正式名称叫皇帝，自称为朕，臣民称皇帝曰陛下，皇帝说的话叫制诏，史官记事提到皇帝称“上”，皇帝的车马器械统称为乘舆，出行所在地叫做行在所，居住地叫做禁中（后来改称省中），使用的印叫玺，到什么地方去叫幸，等等。命令有四种称谓：制书、策书、诏书、诫书。与此相适应，皇帝的亲属也有专门的尊号。皇帝的父亲叫做太上皇，母亲叫皇太后，正妻叫皇后，子称皇太子、皇子，女儿叫公主，孙子叫做皇孙。嫔妃根据地位不同各有专门名称，如昭仪、婕妤、才人等等。

叔孙通制定的这套朝仪和一系列宫廷制度，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一次，刘邦和吕后在共同接受诸王的朝拜之后，设盛宴招待英布、彭越等大臣。酒酣耳热之际，刘邦给在场的父亲祝寿并夸耀说：“您以前常常说我不务正业，像个无赖，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现在您老人家看看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这当然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的，左右一片欢笑，殿上群臣大呼万岁。太上皇接受诸王和群臣朝拜，吕后自然也同刘邦一起接受朝拜。

有了一套严格和完备的朝仪和宫廷制度，这只是刘家巩固皇权的措施之一。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并没敢对皇位掉以轻心。刘邦和吕后多方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巩固。表现在处理异姓王和其他将领以及六国后裔的问题上，此为后话。

在巩固皇权方面，刘邦首先做的是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其次做的是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

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之后，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这使得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刘邦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接到皇宫居住。为了向大家表示他孝顺，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

太上皇在皇宫生活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县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现在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县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第二件事是对同母异父兄弟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俩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他为郎中。丁公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由此，刘氏皇权逐步得以巩固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