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尊皇后

江南平定的时候，摆在刘邦面前的是普天之下莫非汉王之土。但是，现实却显示不出来刘邦的独尊地位，因为刘邦是汉王，和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一样，都是王，这就需要有一个和秦始皇一样的名号，表示刘邦天下之主的权力和尊严。

这时候，除了地方组织外，刘邦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仿效在他之前的秦朝皇帝的做法。可是在两个帝国政体之间，它们的政策或意识形态略有差别。

当时，韩信等人了解刘邦的心思。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原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共同商议，联名上书劝进，一致推尊汉王刘邦为皇帝。劝进书中历数刘邦功劳和品德的高尚，说：“秦残暴无道，天下人共同诛讨。是大王生擒秦王，得到关中，对于改朝换代、诛灭无道，功劳最多，拯救了天下苍生，使得百姓安定下来，德被天下。大王又厚赏功臣，封我们为王，给予明确的封土。现在我们的封地已经确定，但王位称号没有差别，没有上下尊卑之分，显示不出大王的伟大功绩。所以我们冒死上言，请大王称帝。”

刘邦当亭长的时候，就梦想着有一天当秦始皇式的大丈夫。但是，面对群臣的请求书，刘邦谦逊地说：“我听说皇帝的称号只有贤德的人才可以享有，如果是徒有虚名是当不了皇帝的。现在各位诸侯王都推举我，我不敢承当皇帝的称号。”刘邦越是谦让，群臣劝得就越是起劲，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僻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这一段话既具体地颂扬了刘邦的功劳，又明确表达了群臣的内心世界：大王如不接受皇帝的称号，对于大王给我们的封赏，人们就都会不相信，不称帝怎么能行呢？刘邦谦让再三，才说：“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汉书》卷一《高帝纪》），意思是说，你们诸侯王坚持认为这样有利，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天下，那就按大家的意见办吧。

公元前202年阴历二月初三，在汜水北岸的定陶大营（今山东定陶境内）内，刘邦经其伙伴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诸侯和将相们共同的劝说，接受了皇帝的尊号，正式称帝，登上了向往已久的皇位，建立了西汉政权。他称帝的基础是他赢得了统治天下的实际成就。虽然文献提到道德品质是当皇帝的先决条件，但文献并未暗示皇帝的地位被视为上天的赐予。吕雉被封为皇后，曾经的预言终于成真，吕家集富贵于一身。至此，我们的主人公吕雉，完成了从农家妇女到中华帝国第一位皇后的转变。

因为在军营之中，条件限制，刘邦的登基典礼仪式很简单。是在一块开阔地上搭一个台子，刘邦高坐台上接受诸侯和将相们的朝拜，登基大典就此完成。这标志着天下从此姓刘，刘邦和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已成为天下的合法统治者。

皇帝制度首创于秦始皇，而“皇帝”这一称号渊源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以后，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决定用“皇帝”作为空前统一的郡县制王朝最高政治首脑的专用称号，并建立起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制度下，皇帝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和权力主体，法定的国家首脑和最高统治权力的执掌者。皇帝一人独治天下，全国的土地、资源、人民、财富均为他所有，可谓“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涂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同时制定了配套的制度，如所发布的书面命令称为“制”，口头命令叫做“诏”，自己称为“朕”。皇帝通过口头或文书下达制令，其形式有谕、旨、策、制、诏、诰、诫、朱批等，不同的形式适用于不同的政务，均具有绝对的权威。嬴政是古往今来第一个皇帝，就叫做始皇帝，历史上简称秦始皇。但是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就灰飞烟灭，天下就转到了刘邦手中。

刘邦比秦始皇清醒得多，尽管登基的仪式简陋，在制度建设上则比秦始皇周全，这就是在登基称帝的同时，封吕雉为皇后，立刘盈为皇太子，册封女儿鲁元为公主，追尊母亲刘媪为昭灵夫人，后来又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

吕后百感交集。多年的战乱，命如悬丝，人似漂萍，吕雉几乎对父亲当年“相人之术”产生了怀疑。但毕竟是苦尽甘来，今天自己做了皇后，儿子做了太子，女儿也册封为公主，这一切都恍如在梦中。

刘邦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吕雉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后，刘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太子。因为秦始皇称帝后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秦始皇的父亲早年曾在赵国做人质，是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到秦国做了国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秦国的权力掌握在吕不韦和太后集团手里。秦始皇虽然很小就被立为太子，但是直到20岁亲政后，通过军事、政治等一系列手段，才把权力收回自己的手中。有了这些经历，秦始皇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权力绝对不能假手他人，再亲近的人，掌权以后，对君权都是一种损害。而秦始皇受韩非学说的影响，认为追求权力、满足个人欲望是人的本性，而国君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决定着臣民的生死荣辱，对身边大臣和家人的影响尤其直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欺上瞒下，国君一旦信任他们，必然被蒙骗，大权旁落，所以国君不能相信身边的任何人。

按照政治传统，有王必有后，王后的名义一定，王后的权力地位也就随之确定，国家的权力自然地要分割一部分给王后及其家族，也就意味着君权被削弱了。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朝天子一朝臣，臣子们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就会环绕在太子周围，听命于太子，又意味着君权的削弱。所以，秦始皇自己称帝以后，迟迟不立皇后和太子。这在当时确实收到了大权独揽的效果，但是当秦始皇突然病危驾崩，朝中大权自然落到了皇帝身边的宦官赵高手中，秦二世不过是赵高等权臣弄权的工具。

有鉴于此，刘邦在称帝的同时，立即立刘盈为太子，立吕雉为皇后。名正言顺地赋予皇后、太子以治国的权力，用家人控制功臣。如果说，此前是刘邦依靠功臣门用武力夺得天下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吕雉就以天下之母的形象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帮助刘邦安定刘家天下的历程。

在定陶登基，但不能以定陶为首都。因为此时定陶城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刘邦的几十万人马无法安顿，故在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刘邦立即率领群臣南下洛阳。

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西周的陪都，人口稠密，资源丰富，是个做首都的好地方；刘邦手下的功臣都是东方人，其核心集团是丰沛人物，都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也都乐意以洛阳为首都。所以，刘邦驻扎下来以后，立即选派官员修缮宫室，加固城垣，勘察地形，准备兴建新宫殿。同时把戚氏接入宫中，封为皇妃。

吕后凭直觉意识到，戚姬不仅是她的情敌，而且也将是夺她地位的政敌。因此从当上皇后的这天起，她的心就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放眼未来的路，很长，并不平坦。身披凤袍的吕雉感不到一丝的轻松，因为她已经嗅到了危险味道。

让吕雉忧心的，还有刘邦所面临的一些棘手之事。

首先，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那一帮老臣，过去都是跟他平起平坐的老资格。在楚汉战争之前，刘邦曾杂用楚、秦的爵名，对战功卓著的将领赐予爵位。刘邦立为汉王后，又袭用秦的爵制，开始封功臣为列侯。当时制度草创，难免出现一些混乱，如前后所用爵制不同、封赐食邑出现交叉。所封列侯，有的仅有爵号，而没有食邑。直到还定三秦之后，赐曹参食邑于宁秦（今陕西华阴东），赐周勃食邑于怀德（今陕西华阴北），列侯才开始有自己的封邑。这些列侯多是随同刘邦起事的将领，都是立下军功的。

汉承秦制，勇于作战并获得战功者，就可以获得爵位。“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大小与在战场上斩获的首级有关。即使是宗室，没有战功也不能封爵。刘邦为了奖励军功，封了不少部属的爵位，如平阳侯曹参、汝阴侯夏侯婴、曲逆侯陈平、留侯张良、酂侯萧何、绛侯周勃、舞阳侯樊哙等，都被封赐了爵位。至高祖十二年，汉朝廷封侯爵者有43人。而未列入爵位制度中的“王”，在政治生活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代对王和列侯称为“封”，而其他则称为“赐”。刘姓诸王的庶子在王国内分封，也称为“侯”，即“王子侯”。王的封邑称为“王国”，侯的封邑称为“侯国”。

建国之初，令刘邦和吕后最头疼的就是分封问题。

当时的国家体制，主要是沿袭秦的郡县制，同时也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荼，赵王张敖。这不仅因为他们功劳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而且因为他们大多数以前已经称王。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封地，相当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全部土地。

分封诸侯王时，曾有丹书誓辞，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就是表明，即使黄河枯了，变成一条带子那么宽，即使泰山剥蚀得像一块磨刀石那么细小，这些功臣的封国也不会被收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承诺是根本靠不住的。

刘邦现在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赢得天下，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经常以“与人共分天下”的策略，取得了那些枭雄的支持。故对于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共同推举和拥戴，刘邦心里一直存着芥蒂。而现在，他自然是不能让他们再心存这个妄念，所以刘邦把韩信徙封为楚王，目的就是把北方部队的指挥大权收拢回自己手中，也让他尽量离权力核心远一些。英布和彭越的封地，一在淮南，一在魏国故地，也远离权力核心，且形成了东南地区互相制约的“三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化解了危险。另外，除了有名望的将领和其他功臣之外，其余尚未来得及分封，这些人心里都窝着火，依仗着自己是与刘邦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喝醉了酒，就在宫里或拔剑击柱或乱砸东西，闹得实在不成体统，全无法度可言。

分封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矛盾不断扩大。有一天，刘邦在宫里的辇道上散步，看见远处有些将领窃窃私语，就问身边的张良：“他们在那里议论什么呀？”张良笑答：“在准备谋反。”刘邦十分惊讶：“天下已经平定，他们为什么还要谋反？”

张良回答道：“陛下奋起于民间，能得天下，全靠这些将领出力。现今萧何、曹参这些您的老朋友都得到了封赏，您怨恨的人也多被处死。这些人既担心得不到封赏，又害怕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受到惩罚的借口，更害怕陛下将来会记仇杀了他们，所以就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一听，觉得问题严重了，就问张良对策。张良问他平生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雍齿那小子，过去跟我结仇，后来又背叛我，我一直想找机会杀了雍齿，因他立了一些战功，才放了他。张良建议刘邦赶快下诏，封赏雍齿，以安定军心。

刘邦根据张良的计策，很快下诏封雍齿为什方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大家见雍齿都被封了侯，也都安下心来。

这些都是吕后看到眼里的，她同刘邦一样，为平息这场争功风波殚精竭虑。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这些功臣将领将会成为最大的潜在威胁。

天下大定后，刘邦便建都洛阳。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在宣布复兴措施的同时宣布大赦令，随后是部队的总复员，时值公元前202年阴历五月。这份诏令旨在赢得黎民的忠诚；它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及对黎民分发物质救济的措施。居民们要返回故居重整家园；在饥馑时期被卖为奴的人可以赎身；豁免某些税赋，下令减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确定官吏的俸禄，强调节省官府费用。并诏令各诸侯的子弟，凡在关中安家的免除徭役12年，回封国去的免除徭役六年，都由国家供养一年。在积极的方面，刘邦同意尊重接受各级爵位之人的特权，并且宣布广泛授予这些尊贵的社会标志。这些爵位的价值在于具有物质利益，诸如免除某一些形式的国家劳务和减轻某些法律规定的惩罚。此外，他还命令以一定的形式赏赐土地。

不久，刘邦和吕后在洛阳南宫举行酒宴。刘邦说：“各位列侯，各位将军，请大家不要瞒我，都坦率地说一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得到天下是什么缘故，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又是什么缘故？”

王陵等回答说：“陛下性情傲慢，喜欢侮辱别人；项羽性情仁厚，注意爱护别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攻下了城邑就分封给他，与大家同享利益；而项羽却妒贤嫉能，对有功的人加以伤害，对贤能的人随便怀疑，打了胜仗而不论功行赏，得了土地而不给人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粮草，保证军队供养，我不如萧何；论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而我能够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干，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确实说对了，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这个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用张良作为谋士，应该说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邦出身农民，本人并无文才武略，但他能够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个谋士群，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判断是非，取用良策。从历史记载来看，刘邦一生中的主要决策都是由张良、陈平、娄敬等谋士提出后由他决定的。这是刘邦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的原因。

立国之初，财政与人口问题严峻地摆在刘邦面前。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百分之七十，秦末时全国约有两千余万人口，到刘邦立国时，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大城市的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片荒芜，满目疮痍，国力衰微。就连刘邦的御车，都挑不出四匹同毛色的马来拉，国家重臣也只能坐着牛车上班。

从秦汉以来，以车辆的动力不同，分为马车、牛车、羊车、鹿车（手推车）等多种。秦时贵族尚马车，贱牛车，汉初此风犹存，所以《汉书·食货志》就把西汉建国之初“将相或乘牛车”作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记录在案。

接下来就是如何巩固皇权问题，新生的大汉政权百废待举，刘邦和吕后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心里都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