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夫入狱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帝三十七年），秦始皇于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朝廷颁布诏书，从全国各地征发数十万民夫，西至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添筑秦始皇陵墓。这些民夫大多是因为违犯了秦朝法令而被罚苦役的贫苦农民。

从公元前209年阴历七月起，连续爆发了反对秦政府权威的各自为战和互不联系的起事，在起义中，造反的领袖们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不久，几个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东面有齐和燕；北面有韩、魏、赵；南面有楚。它们宣称是那些已被秦的侵略性统一战争所屈服的各国的合法继承者。在这些国家中，地处长江下游的楚率先反秦。

沉重的劳役，残酷的刑罚，饥寒交迫的生活，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到骊山服役，等于白白送死。沛县县令也接到了诏书，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一批刑徒去骊山服役。

秦始皇的晚年，各方面社会矛盾加剧。因北征匈奴，建筑长城，建宫殿、筑陵墓，动用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已经弄得全国民力疲惫，农民在苛捐重赋的压榨下无法生存，只有逃亡。秦律以严酷著称，曾有人形象地说：“秦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以至于“囹圄成市，赭衣塞路”。全国各地已经有零星的造反火种在燃烧。公元前211年，在东郡（今河南濮阳）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秦始皇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下令追查刻字的人，查无结果，竟然下令将陨石附近的所有居民全部处死。秦始皇此举的目的是想用镇压手段摧毁人们的反抗心理，结果适得其反，走向反抗之路的人越来越多。

昌邑（今山东金乡）人彭越，是个贫苦的渔民，长期漂泊在巨野泽中，养成了勇敢剽悍的性格，见秦朝的压榨使百姓难以生存，首先拉起队伍，以烟波浩渺的巨野泽为依托，攻击官府，劫富济贫。九江六安人（今安徽六安）英布，犯法受过黥刑，又称为黥布，被送到咸阳，修筑骊山墓。修墓刑徒七十多万，其中不少是过去的刺客死士，有的是六国官僚，都有相当的真才实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见解。英布和他们广泛结交，联络反秦志士，最后率领同伴，逃离关中，在今日的江西、安徽的沿江地区，啸聚山林，除暴安良，走上了武装反秦的道路。像彭越、英布这样的反秦义士在当时不在少数。

胡亥继位后，不仅残杀大臣，更是恣意妄为，屠杀无辜，进一步加重了对天下民众的役使，在秦始皇安葬期间，大部分修建阿房宫的刑徒被调去修建秦始皇在骊山的陵墓。

刘邦接到县令的指派，就押送一批刑徒日夜兼程，赶赴咸阳。身为亭长，刘邦对刑徒的犯罪原因知道得清清楚楚，了解民心的向背。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地方基层官吏，抓捕和押送的刑徒都是自己的乡亲父老，他们除个别触犯刑律外，大多数都是交不起苛捐杂税的贫苦百姓。不要说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罪，就是有罪，情节轻微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可是秦法无情，要么和这些刑徒同流合污，要么成为乡亲父老的仇人，走上与百姓为敌的道路。初入仕途的刘邦，本来是想做一个称职的亭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一步一个台阶向上爬的。但是，眼见秦朝统一以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广大农民的反秦风暴一触即发，他自然要重新思考当初的打算。特别是和吕雉成亲以后，吕太公以一个相者的敏感，更会提醒刘邦不要和父老乡亲结怨。所以，刘邦在平时履行职责时总是有所保留。

押解刑徒去咸阳的途中，刑徒们知道等待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到了骊山工地，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再就是被如虎狼般凶狠的监工打死，以往去骊山服役的人能生还的很少。所以，刚出沛县县境，队伍里就出现了逃亡现象。刘邦对刑徒的逃亡防不胜防，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刘邦估计，照这样逃亡下去，用不了到咸阳刑徒就会全部逃光。他明白，按照秦朝法律，刑徒逃走，监管官吏要负全部责任，他知道秦律严峻，预感到就要大祸临头，但却毫无办法。

一天，队伍行进到丰邑（今徐州丰县内）西部的湖荡里，刘邦让队伍停了下来，对着苍茫长空，默默无语，而后和几个熟悉的刑徒，一声不吭地喝酒。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刘邦亲自为刑徒们解去绳子，对他们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刑徒中有十几个年轻力壮的，感谢刘邦的大恩大德，不肯单独离去，自愿跟着刘邦一起逃亡，刘邦就带着这十几个人到芒砀一带的深山沼泽之间隐藏。

在刘邦从湖荡里向芒砀山行进的途中，还有一个刘邦剑斩白蛇的故事。这故事也记载于正史中。当时刘邦因为怕被县里探知，不敢走大道，只能走荆棘丛生的小路。刘邦派一个人在前面走，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走了一会儿，忽听前边声音嘈杂，正要发问，在前面走的那个人已经转来，报告说：“前有大蛇当径，愿还。”（《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这时，刘邦醉意未醒，听说有大蛇挡道，勃然大怒，说“壮士行路，岂畏蛇虫！”

于是刘邦独自冒险前进，果然见一条大蛇横在道上。他全然不避，拔剑在手，一挥而将大蛇劈为两段，然后用剑拨开死蛇，继续前进。刘邦的这把剑原是他父亲刘太公所佩。太公年轻时，经常随身佩带一把三尺左右的刀。有一次他游沛丰山中，看见有个铁匠在那儿铸剑，就走过去参观。那个铁匠看了太公身上的佩刀，连连夸赞说：这把刀钢口好，如果“杂而冶之，必成神器”。太公非常高兴，就让这个铁匠将此刀重新回炉，添加材料，改铸成一把剑。刘邦自从当了亭长，这把剑就成了其随身之物，须臾不曾离开。现在，这把剑派上了用场。

刘邦又走了几里路，酒性发作，倒在路旁，呼呼睡去。跟在队伍后面行进的人来到刘邦斩蛇的地方，见有一个老妇人在哭泣。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哭。”又问她：“你的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妇人说：“我的儿子原是白帝的儿子，化作一条蛇，挡住道路，如今被赤帝的儿子杀死了，所以我才哭。”问话的人以为老妇人胡说八道，正要讥讽挖苦她，老妇人却忽然不见了。这几个人来到刘邦身边时，刘邦正好醒来。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刘邦，刘邦听了暗暗高兴，也颇自命不凡。那些跟随他的人更加敬畏他。这就是刘邦“斩蛇起兵”的故事。刘邦在沛县起兵时，特制赤色旗帜，张挂城中，意即自己是赤帝子，以白帝子寓意强秦，寄托自己推翻秦朝暴政的坚定志向。

在沼泽湖荡中行走遇到蛇，没有什么稀奇，刘邦完全有可能杀过蛇。伙伴们对刘邦心存敬畏也是正常的。至于赤帝子斩白帝子之说，历史学家怀疑这个故事是后人把做了皇帝的刘邦神秘化了。

刘邦带领一行壮士，趁夜色走出沛县境，来到芒县和砀县山泽岩石之间。这个地方离沛县不远，方便家乡的朋友和他保持联系，提供生活保障。这地方的归属权则是砀郡，是个“三不管”的地方，相对比较安全。

刘邦押送刑徒走后，久无消息，县令派人四处打探，才知道刘邦已经纵放刑徒，自己也逃跑了。当下决定搜查刘邦家，将吕雉拘押到县，以连坐罪监禁起来。按照秦律，一人犯法，全家连坐，四邻也要吃官司，所以无论官府还是私人，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找逃跑的刑徒，但都不知所踪。找不到犯人，就要拿犯人的家属问罪。作为刘邦的妻子，吕雉当然是首当其冲，被捕入狱。秦朝的司法原则是轻罪重刑，知情不举要被课以重刑。刘邦身为亭长，不仅不制止刑徒们的逃亡行为，而且竟然成为刑徒的同伙，罪行之严重可以想见，官府自然是严加追查。

吕雉千念万盼，等来的却是一场牢狱之灾。县令着人拿来吕雉，一方面以便顶罪，一方面想从吕雉嘴中套出刘邦的下落。直到这时，吕雉才知道丈夫闯下了塌天大祸。让她欣慰的是，刘邦幸运地躲过了官府的追捕。

一开始，吕雉当然免不了心惊胆战，以泪洗面，抱怨刘邦做出如此鲁莽的举动，遗累家人。但慌乱过后，她渐渐平静下来，而平静过后更强烈的感觉竟是期盼。庸碌的日子终于被打破了，祸者福之所倚。虽然现在看不到前途，但将来等着她的也许是父亲预言过的大富大贵。现在，她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咬紧牙关的等待。

秦朝的监狱本来就苛峻，再加上吕雉手头无钱，不能贿赂狱吏，狱吏就倚仗权势，找借口羞辱吕雉。身陷囹圄之中，吕雉只好耐着性子，忍辱蒙羞，苦苦熬煎。

说来也巧，沛县狱中有一小吏任敖，平时和刘邦有些交情，听说吕雉入狱，便有心照顾，时常前去探望。有一次，他去看望吕雉，刚到狱门，就听到吕雉的哭声，接着又听到狱吏的侮骂声、训斥声，顿时火起，便挺身而出，举拳向狱吏打去，狱吏猝不及防，被任敖打得鼻青脸肿。

两人告到县令那儿，各说各的道理，县令不好妄下判断，就交给主簿萧何审理。萧何认为狱吏知法犯法，情节严重，应予惩罚；任敖虽属粗鲁，但占着道理，宜从宽对待。萧何当时对刘邦就十分赏识，对秦朝统治也存在不满，理解刘邦逃亡的原因，更敬佩刘邦的举动，对吕雉的逮捕和讯问也就是走过场，应付而已。于是，他向县令说明，吕雉身为女流，不闻外事，她丈夫有过，罪也不一定算在妻子身上，不如释放吕雉，以表示宽大。县令一听，也觉有理，就同意将吕雉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