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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于农民起义和会党革命（辛亥革命在组成成分上应算作会党，是另外一种下层人物革命，其实可以算作广义上的农民起义）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王朝的结局只有三种可能：统治者内战、异族入侵、农民起义。在可能的这三种结局中，以农民起义而推翻一个旧朝代取代一个新朝代最为频繁。农民起义的结局也大多相似。起义是在找死，不起义是在等死。

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中国各王朝是如此的相似，当一个政权给与民众的生存空间狭小，以至于只剩下朝不保夕的恐惧时，帝国自身无法再进行改良自己，剩下的只有等待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运动来重新洗牌。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中，我们仍能发现世界上的大帝国在其扩张至饱和状态以后都没有能够自我改良，最后全部毁于暴力之中。

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

如果没有农民起义，也不能证明封建王朝自身就可以自我改良，农民起义在逻辑上不如改良，但在其现实社会中是一个较优的选择。

我们先来回顾一场中国历史最早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这场农民起义来得很是突然，在胡亥坐上宝座的第二年（前209年），阳夏县派遣前往一千公里外北疆重镇渔阳郡换防的一小队（九百人）由农民组成的后备军，走到蕲郡（安徽宿县）所属的大泽乡，遇到连绵大雨，道路中断，计算时间，在限期内已不可能赶到目的地。秦帝国法律严苛，耽误了军事行期，是不问原因而一律处斩。在死亡的威胁下，身为队长的陈胜跟副队长吴广铤而走险，率领九百个农民叛变，杀掉押送的军官，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武装起来，用在人民心目中有着很高声望的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揭竿而起，攻击地方政府，夺取武器。

陈胜叛变暴动的消息传到中央，宦官宰相赵高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信使把不悦耳的消息传给爱听好话的皇帝，也不采取军事措施去镇压变乱，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祈求变乱自生自灭。

陈胜率领的九百多人却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到一个月九百人变成了几万人，从没有战车到有了七百乘。这支愈来愈强盛的军队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征服了方圆数百里领土。随着领土成倍地增长，陈胜的个人欲望也日渐膨大，他也想当当皇帝，过把皇帝瘾。于是陈胜在陈县称王，定国号为张楚，张楚之意是张大楚国的意思。

称王之后的陈胜，四面出击更积极扩展领地。吴广率重兵进攻军事重镇荥阳，武臣和陈余、张耳领兵三千进军河北；周文统领两万人的主力部队向西进军，目标直指帝国首都咸阳。这支部队曾一直打到了关中平原，逼近了距离秦帝国首都只有几十公里的临潼。

秦帝国陷入危险之中，长安眼看就要被攻破。

章邯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朝廷把正在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服苦役的七十万刑徒改为士兵，让他们去打仗，以战功来减免他们的服刑期。提议被皇帝采纳，这七十万人为自己自由而战，自然是打得奋勇。陈胜部队人数虽众，但更多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不过刚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农夫，战斗力极差。一经与这服苦役的接触，很快败下阵来。

当这些张楚大军在前方浴血奋战时，他们的新皇帝陈胜却没有一点皇帝的样子，国家大事在他眼中不算什么，他的眼中只有美女和酒。陈胜把自己埋在深宫的女人堆里，没日没夜地沉醉在酒色之中。今夕是何夕，他全不管，前线怎么打仗，他也不想听。才一个月，他就像秦二世一样，不喜欢听逆耳之言，耳朵里只充满了阿谀奉承之声。前方战事失败同样也被陈胜身边的人保护起来，不说给陈胜听，各地战斗的将领也得不到来自张楚朝廷的保护，秦朝大军一点点反击，陈胜威望越来越低，号召力顿减，君臣猜忌，很快张楚政权处于四面楚歌之境。

陈胜在举事之前曾给人当过长工，有不少在一起种田的农民朋友。陈胜成了高高在上的大王之后，有几个农民朋友去王宫拜访，想沾点故友的光，因为陈胜曾经很深情地对他们说过苛富贵，勿相忘，没想到这些穿着破烂，说话随意的故人们的出现让陈胜认为丢尽了他的脸面，竟然下令把这些老哥们全部用酷刑处死。这个自以为是的掩耳盗铃之举使数量广大的穷人也走向了他的对立面。陈胜迅速变质了。

他的部下葛婴私自处死了他自己立的一位楚国贵族后裔，葛婴这么做本来是好意，是为了巴结陈胜，也是为了向陈胜证明自己忠于陈胜，立楚王不过是借楚王之名更好地号令民众，但因陈胜已经在陈县称了楚王，这世间就不能有第二个楚王了。但陈胜杀了葛婴，杀死葛婴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没有经过陈胜的同意，擅自处理。将在外，君命还要有所受，什么大小事都要得到陈胜的允许，这让在外征战的农民军将领们人人自危。说不定哪一件事做得不好就人头落地，做了冤死鬼。

变了质的陈胜种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加速了他的灭亡。才过了几个月皇帝瘾的他最后被他的车夫庄贾砍了脑袋。车夫庄贾提着陈胜的头时，陈胜自己的卫士居然没有一个人肯上前阻止，好像庄贾只是在杀一只鸡，陈胜的性命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胜、吴广统领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扑灭，从举事到失败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他们播下的火种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最终把秦帝国的大厦烧得灰飞烟灭。最终在项羽与刘邦两人PK过程中，胜利最终属于了刘邦，他最终建立了一个长达四百年的大汉帝国。

看罢陈胜、吴广，我们再比较下中国最大的两次农民起义：李自成与黄巢。

李自成的起义与黄巢有很多相似点。

李自成起义发生在七百四十年后的明王朝末期。

李自成的出身比黄巢低贱，一个普通的农夫，为人牧羊，略识文字，年轻时曾为银川驿卒。

李自成的早期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一直在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明军苦斗，潼关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十八个人脱险，隐姓埋名藏匿于商辂山中。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李自成再度出山，但仍然步步艰险，有一次还险些被另一个农民领袖张献忠吞没。

后来在两位知识分子李信和牛金星的加入后扭转情形，李自成的事业开始走向上坡路。

李自成在李信、牛金星的辅佐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把只知盲目攻杀，以掠夺报复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一支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正规部队；同时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以收天下民心。结果李自成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茁壮成长，对明政府由被动流窜转入主动进攻，接连攻克军事重镇襄阳和洛阳，然后乘胜攻入西安，在那里建立“大顺”帝国政权。

1644年，李自成出师北伐，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十八日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崇祯帝朱由检在十九日清晨去煤山上了吊，死时只有几个小宦官跟着他。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

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误国官僚把“忠孝”二字抛到脑后，他们跪在李自成脚下，一窝蜂地向新政权投降，把那些阿谀奉承给皇帝的词重新用到新皇帝李自成身上。但新皇帝的做法让这些人大失所望，他们并没因归顺而获得新贵，而被投入监狱受尽毒打，目的只有一个，把以前贪污的银子全都再拿出来。

此时大顺政府虽占了北京，但离统一全国还有很大的距离。来自边防的吴三桂，后金汗国的虎视眈眈，南明小朝廷的建立，这三大威胁都没有上李自成的眼，除了李信、宋献策等几个读书人能看到这点外，大顺政权的决策人物对当时的情势一无所知。

他们很天真地认为控制了北京就是控制了中国，目前最应做的不是拓边，而是享受。他们看不到四周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因而也看不到明政府降臣的利用价值，急不可待地想在他们身上清算旧账。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又重新走了唐代他们的先驱黄巢大军所犯的错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又重新上演，只不过地点从长安改到了北京。从唐代转到了大明。这些大明朝廷的旧官吏在农民新贵眼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把他们的珠宝献出。这些农民新贵们征服了大明，大明的都城北京的繁华又征服了这些新权贵。眼花缭乱的美女、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宦官，再加上见也没见过听也没听说的美酒佳肴，这些东西出现在农民军将领面前时，就把他们最初起事时那个理想消灭殆尽。李自成也把自己耗在深宫大院里，高级将领像刘宗敏、李过等人更是像强盗一样闯入大户人家掠夺财物，在大顺的都城干起打家劫舍的事来，抢劫美女，没有谁约束这些强盗行为。

才几天工夫，北京城的居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从心底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李自成在李信等人的劝说下，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派人持他父亲吴襄的亲笔信到军前劝他归降。吴三桂还真给说动了，下决心归顺新政权，形势本来对李自成很有利，可想不到一个女人改变了这一切。他的手下大将那个好色之徒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抢去了。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倒向了大清，引清兵入关。

登基才一年多的李自成，就这么着被打败了。

黄巢在建立了大齐政权后，大齐帝国的领土只有关中平原和洛阳到长安间的一块狭长地段，充其量只是一个力量强大一点的藩镇。因此大齐帝国的当务之急是乘胜追击，不给李姓皇族以喘息之机，从根子上铲除唐王朝的残余势力；然后挥师东向，削平各地藩镇，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统一中国。

如果黄巢这么做，其政权也不会像李自成的大顺一样垮得那般快。

黄巢也犯了和李自成和陈胜一样的错误。

这似乎成了农民起义的通病。

他也天真地认为占领了首都就是占领了全国，大齐帝国就是中国，他就是一统中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既然当了皇帝就要尽情享受皇帝的生活，以弥补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辛苦。不只过黄巢，就连他手下那些高级将领们都很快沉湎到这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温柔乡里。

只管尽情享受，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管。

他们一点脑子都不愿意费劲，不想这个政权的未来，不想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政权，也不想怎么去治理这个政权。为了省事，他们的管理就全照搬唐朝廷那一套。继续唐朝廷的腐败生活，包括那个让人诟病的宦官制度。黄巢居然也派宦官去他的各地农民军将领那儿当监军，以此来监视各位统帅，防止他们离心离德。多年的共同战争伙伴，到最后反而不被信任，被一个太监监视，从自尊心到战斗力都是一个损害。

黄巢在称帝建立大齐帝国后，并没有转换角色，并没有停止报复性的仇杀和绿林好汉式的抢劫掠夺。

他应当由政权的破坏者转为政权的建设者，对上流社会人士采取安抚政策，以增强新政权的向心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唐帝国流亡政府。可新建立的大齐政权这些都没有做，他还把自己当做一支绿林队伍，对官商士子做血腥的屠杀，甚至连中等产业之上的人家也成为黄巢军的掠夺对象。军纪败坏，没有约束力。对市民的随意欺凌，本来对新政权有一丝好感的市民转而对新政权抱以万分失望。大齐政权下的长安居民并不愿意效忠于大齐政权，大齐被长安市民孤立起来。

黄巢大起义终于失败，离最后的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击败他的与其说是他的敌人唐政府，还不如说是他自己。

我们借此来归纳下黄巢失败的原因：

原因之一：无全局观念，不重政权建设

历代农民起义，在举事之时多是临时举事，他们大多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举事的原因也只是被逼无奈，只着眼于眼前利益。举事的目的有时很简单，活下去，或报仇，或掠夺财富更好活下去。这种短视行为使起义军更像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他们喜欢流动性抢劫，这样财富来得快捷，攻下一个地方的目的就是掠夺此地财富。当这个地方被抢夺已空，他们会很快变换另一个城市。并不在这个城市进行建设。掠夺的结果是招致强烈的反抗，而占领一新领土进行政权管理，用当地税收来养兵，只要是赋税合理，甚至比前朝廷还要清，自会招来当地人的支持，把反抗情绪清解到最小。

黄巢部队有知识分子的辅助，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在成当了皇帝后，只不过控制了中国的一小部分地区，却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眼里看不到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善政权建设。而是过早地先独自享受，过上那种荒淫腐烂的生活。

黄巢军进驻长安，向贫困的劳动人民散发财物，向群众宣称“汝曹但安居无恐”，并没有拿出可行的安抚方案。大齐新政权，宣布唐朝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全部罢官，四品以下可以留用，执政的基础仍然是唐朝的官吏。这些留用的官吏们只是换了一张新的任命书而已，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新的规范与改造。形式稍变，内容还是换汤不换药。

起义军反抗的是坏皇帝，他们的目的就是把坏皇帝拉下来，换上一个好皇帝，重新过上好日子。所以起义军造反并不是反那核心，那种带给他们灾难的皇权制度。只要这种制度不消灭，这种破坏重建，重建再破坏的怪圈就不会停止。起义，建立新政权，再起义再换新政权这种模式还会滚动下去。这注定了农民起义只是皇权制度的替换工具，即使推翻了一姓皇帝，实际上还是等于失败。

对于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黄巢没有利用这些藩镇的观望心理，把他们为新政权所用。即使不为所用也不能把他推到新政权的对立面。对于归附的藩镇，黄巢并没有采取稳固措施，以防止这些藩镇再次投靠唐朝廷。对于那些奋力对抗的藩镇，黄巢并没有去镇压。很多重要的事都在等着新政权去做，但黄巢没有做什么，他短视地只欢欢喜喜地登基当皇帝，他不管什么合适不合适，先坐了再说。新坐上了皇帝后，他的好日子就到了巅峰，以后的日子就是一步步后退，一直到彻底地失败。

原因之二：缺乏自制力，生活腐化堕落

无论是陈胜，还是黄巢和李自成，或者其他农民起义军将领，在胜利之后缺乏自制力，追求享受生活，在美女与财富面前迅速腐化堕落，不思进取，只耽于享受。

陈胜在陈县，黄巢在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都惊人的一致。作为领袖的黄巢不能做出表率，他手下的农民军将领自然也更为缺乏自制力，士兵们打家劫舍，随意践踏他人生命和财产，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他们最初起事时能做到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能够忍受起事初期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与苦难，可是一旦危机过去，苦尽甘来，都市的繁华吸引着他们。他们的眼里再无危机，只有不尽的美色，这种富贵香艳的生活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曾经是他们最痛恨的浮华如今成了他们的最爱。没有谁能阻止他们对享受的追求。

黄巢称帝后，大齐政权新立，唐僖宗逃往成都，各藩镇对新政权虎视眈眈观望。黄巢手下大臣也多次提醒他：要防范这些藩镇，不要忽视他们的力量。可黄巢全不顾这些，他已夺取了长安，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作为皇帝的他向各个藩镇发去诏书，各个藩镇自然会归附于他。在唐僖宗逃跑时，带的兵很少，而且他跑时连大臣们都没有告之。黄巢军进入长安只顾埋头庆贺，根本就不派兵追击僖宗。失去了这大好时机。逃走的僖宗在成都对各各藩镇开出天价的剿黄费。而在大齐政权已立后，各藩镇并没有在新政权那得到什么好处，自然各存心思对付黄巢大军。

如果黄巢不沉湎于酒色于长安城，不委派宦官逼反大将朱温，刘宗敏不抢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洪秀全定都后勤逸于政。中国的历史肯定是要重新写过。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原因之三：御人乏术，高层分裂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

“失败的原因是革命精神的消失，契机发生在黄巢称帝的错误决策。黄巢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之后，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称帝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称帝后则困守长安孤城，一筹莫展。在中国特有的宫廷制度下，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陷入千万争宠的宦官与宫女之手，与宫门外世界，完全隔绝。创业时代跟干部们那种亲密相依的无间感情，化为乌有。干部们在猎得官位后，也沉湎于他们过去所痛恨所反对的纸醉金迷生活。所以一切政治措施，几乎把唐王朝的腐败制度全部继承下来，像“监军”即是，黄巢也派出他的监军。朱温所以叛变，就是因为不堪监军的压制，他的一切申诉，都被截留，无法到达黄巢面前，于是他把监军斩首，向唐王朝投降。”

——柏杨《中国人史纲》

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无法渡过腐化与内斗这两方面的危机。更要命的是农民领袖又多缺少御人之术的胆略和胸怀，无法确立自己在军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让手下一如既往地支持与效忠于自己，并且为自己所制定的政策而付诸于实践与努力。不能阻止部下的腐化与变质。

黄巢在大齐成立后与成立前，完成是两个面孔出现。这和其他起义军陈胜、洪秀全、李自成等将领一样，他们在困难时期可以和部下共患难，同苦同心。这时他们的战斗力强，将士一心，深得民心。越是困难的打拼时期，越少有叛变投唐的。而起义成功，建立政权后，这些都开始变了。黄巢用人方面出了问题，对部下缺乏监督与管理，致使在大齐政权处于艰难之时，却纷纷倒戈投降。

李唐宾、王虔裕、朱温、王敬武、杨能、李谠、霍存甚至二当家的尚让都投降了唐军。

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农民起义军身上，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等等。

原因之三：重报仇，轻人心，不重读书人。

黄巢占领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对唐朝廷那些没有逃走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这就把那些徘徊观望对新政权心存归顺之心的推向了对立面。面对大齐政权对唐朝廷官员的屠杀，这些朝廷官员能做的只有拼死抵抗，反正是一死，反抗生存的几率要大于不反抗，这实为一大失误。

陈州之战，黄巢更是一大败笔。因痛失爱将，黄巢把他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陈州城，300多天就只有一个目的，报仇。可这仇最终没有报成，还把自己最后一点政治资源消耗完毕，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也是农民起义军一大通病。黄巢本人也是个读书人。虽说他曾提过不杀读书人的口号，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照做。知识分子自身有很多缺陷，胆小谨慎、自负清高，打起仗来会有自己的小九九，不会拼死在前冲锋，但他们眼光之广之远可以弥补农民军之短之浅，本来是可以互补。但可惜的是，黄巢连知识分子都仇视，仅在长安就杀了三千儒生，把这些读书人也逼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

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黄巢惨败的经验，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1853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觉悟至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使本来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最后站在胜利的一方。

农民起义对经济的破坏是非常巨大。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需看一下曲逆（今河北顺平东南）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前200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邦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想见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泱泱大国只剩下五百万人。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比起从前“二十年”“三十年”改朝换代混战，十八年是最短的痛苦，然而这最短的痛苦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今天的民间仍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的村语。使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帝国的一切都砸个浠巴烂，然后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像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摧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由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变为二流末国，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