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意识形态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初，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D.特拉西(1756—1836)首先在《意识形态概论》一书中使用，他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想通过对认识的起源、界限等问题的研究，为经济学、政治学等建立起坚实的理论基础。

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最初，它是经验各异的相邻的人群在地理上的分布，这种各异的经验逐渐结合成语言、习惯、禁忌、神话和宗教，最终形成与其他人相异的意识形态，职业专门化和劳动分工也导致了对于现实的相异的乃至对立的观点(North，1994)。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所构成，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旨在使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与正义是共存的，相应的，要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而且要使人们确信只有通过人们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到来。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因此，意识形态常常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合法性，或者是能否为公众所接受，在金融系统的演变过程中，意识形态同样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就拿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来说，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是一次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在美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君主至上、独裁强权等封建社会意识迅速为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意识所冲淡和取代，私有产权思想根深蒂固，任何触犯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言行都被认为不合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受到他在英格兰银行经历的影响，在独立战争后就提倡建立一个分支遍布全国的大型联邦许可银行(a large federally chartered bank)，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由此而诞生，随后是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6)。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权力集中形式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在美国第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John Quincy Adams写道:“权力既可为善也可为恶，即使它是被掌握在全知全能者手中。”虽然议会通过了重写后的章程，但杰克逊总统对其行使了否决权，并且否决结果没有被推翻。从此以后，美国就存在强烈的分解银行系统的倾向，并且对任何类型的强权机构都存在厌恶的情绪，因此，建立分散的银行体系、避免金融机构过大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干预都会被公众所拒绝。Leslie M.Shaw在担任了1902—1906年4年的财政部长后，对自己不能放开手脚干预金融市场，同时也缺乏干预市场的筹码而感慨颇多，他提出政府积极干预金融市场的设想，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官僚自大狂”。甚至到了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披露，胡佛总统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

而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明治政府对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封建阶级妥协退让的产物。因此，尽管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顽强地遗留下来，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合生长。这就使得日本民众在推崇自由、平等、民主的同时，也慑于国家的强权和威力。受这种意识形态所支配，不仅日本政府具有对金融系统干预的强烈欲望，并屡屡采取行动，而且日本社会各阶层也比较容易接受政府的干预，且往往求助于政府的干预。这一点也是在日本金融系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政府干预较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解释为什么支持德国的全能银行时，联邦卡特尔办公室(the Federal Cartel Office)主席指出“在经历了历史上的经济惨淡期后，西德人对‘安全’有某种狂热的信念，始终维持低风险是德国银行客户的行事准则，而全能银行体系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保护伞”，“如果我斗胆提出取消全能银行体系，那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