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西文化问题论争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们更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内容来看，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着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新文化新思想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领导人物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一切皆坏，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钱玄同为了反孔而主张“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49]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态度，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则是脱离实际，不能解决批判继承和吸收的问题，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战和它自身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枪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动的文明”要“以静为基础”。“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破坏了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造成“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破产”。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只有以儒家思想来加以“统整”，使西洋学说“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不难看出，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杜亚泉对新文化运动的抨击，在知识界产生颇大的影响，因而不能不引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重视，并给予认真的反驳。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他和杜亚泉一样，也将中西文化的特性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这是不科学的。但是，李大钊毕竟不同于杜亚泉，他反复指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批评杜亚泉等人那种只会指责“西方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认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的虚骄心理，主张应当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济吾静止文明之穷”。陈独秀更是严厉地批驳了杜亚泉所谓输入西方文明引起“精神破产”、“人心迷乱”的论调，他指出: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不输入欧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竟存于20世纪吗?在共和政体之下，提倡保存“国是”，当作何解?“谓之违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陈独秀还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这虽然表现了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但却失之偏激、绝对，开“全盘西化”论之端。

五四运动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展开。1919年9月，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论。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从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说。同年，梁漱溟在济南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将演讲辞付梓刊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儒家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精神上优于西洋文化，而且就其终极发展而言，也无悖于现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将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统有理论地维护儒家文化的学者，他的主张在五四运动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杜亚泉等保守派站在对立面加以反对，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杜亚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激烈的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