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在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代表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就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6年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持北京大学时，主张“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但却是倾向前进的。他提倡文化改革，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主张。

一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提倡平民教育。

蔡元培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受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反对封建专制、愚昧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培养新的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元培提倡新教育，反对旧教育，是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的。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强调“学而优则仕”是为封建统治培养官僚。这样的旧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自由发展的人，而只能培养唯命是从的奴才。蔡元培主张，新教育应当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教育要脱离政治”的观点。反对学校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反对反动势力对学校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观点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

蔡元培非常同情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受不到教育的愚昧状态，不满有权势有钱财的人对教育的垄断。因此，他极力提倡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就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平民教育历来被看作超阶级的口号。实际上，从蔡元培总的政治倾向和他关注的目标来看，平民教育主要在于容纳社会下层，争取社会下层受教育的权力，反对把劳动人民排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反对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操纵、控制和垄断。它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派生出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在客观上是符合教育的社会性规律的。

二是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主张各派兼容，新旧并包。

针对北洋军阀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摧残新思想、压制进步刊物、镇压进步青年的活动，蔡元培极力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1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组织评议会，教授会等，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允许学术上自由研究，鼓励师生向学校提出建议，学生可以自治。这些主张和措施，有利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推动了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蔡元培在教育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纂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同时，蔡元培还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但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逮捕后，刘师培也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40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激进的、保守的都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也爆发新旧思想大论战。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保守势力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比较著名的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文言小说，叫《荆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陈独秀)、金心异(钱玄同)、狄莫(胡适)。荆生把三人斥责一番后，将他们赶走。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保守势力的挑战。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通过论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三是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反动文人向新文化运动猛烈反扑。蔡元培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例如，当时的一些反动文人称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蔡元培写了一篇文章《洪水与猛兽》。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想，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都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到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户都扬荡了。”至于猛兽，蔡元培认为，“恰好做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四是同情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倾向空想社会主义。

蔡元培早年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希望消灭旧中国“贫、病、恶”这三种毁坏劳动人民身心的坏事。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要消灭贫、病、恶这三种坏现象，而消灭贫是最主要的;因为贫是病、恶之源，消灭了贫，病与恶也就随带着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时，蔡元培表示厌恶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不满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现象，同情劳动人民穷困、愚昧的生活遭遇。他赞美劳工神圣，并且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希望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改革社会经济组织，使人人都成为劳动者，整个世界都成为互助团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民主义、大同主义的世界。这些言论表明，蔡元培曾经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试图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