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基本内容

1.宣传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和科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斗争，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人权”与“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提出了青年应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用实利、追求科学等六大主张。接着，他把这六大主张概括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7]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旨在培养国民的民主精神。陈独秀指出:“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因此，“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38]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不能寄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39]。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1916年5月，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0]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反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科学的精神，旨在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摒弃“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陈独秀认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41]“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大声疾呼，我国要生存于世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2]他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鲁迅也积极宣传科学思想，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病。

2.批判孔教

辛亥革命以后，反动政治势力猖狂反扑，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1912年起，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尊孔文社、经学会、读经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孔教会。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圣人自居，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深感不满，宣扬“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忧”;^[43]“灭国不足计”，而灭孔教“是与灭种同其惨祸”。康有为及孔教会还掀起请愿活动，要求中国当“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在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办)上，连篇累牍地攻击共和制，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所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理论基础孔教就成了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斗争中，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易白沙等人都撰文给予尖锐抨击。他们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阐明孔子之道不适应于现代生活，以民权、平等的思想来揭示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之背道而驰，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1916年年初，陈独秀撰文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所提倡的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44]李大钊也发表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认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45]在反孔斗争中，言论最为激烈的吴虞(1874—1939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使中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46]。他在文章中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宗法道德、儒家学说和道统，批判了八股和旧教条，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一定的反响。

鲁迅(1881—1936年)则是一位勇猛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他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和金事等职。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记》发表，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号召“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反孔斗争还涉及了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及个性解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孔斗争的展开，打破了封建势力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3.提倡“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留学美国，1917年加入新文化运动行列，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47]2月，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号召“推倒雕琢的、阿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8]，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提出在文学形式上、内容上都进行一次革命。

关于文学的形式问题，当时主要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用白话文写作品由来已久，清末还出版过一批白话文报纸。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运动，则是《新青年》发动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开始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批判旧的文学时，对新文学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新文学。鲁迅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主要是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1918年4月起，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呐喊》等白话小说，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对文学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当时较有成就的小说作者还有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叶绍钧(圣陶)等。他们把小说当作思想启蒙的工具，有所为而发，目的是表现和批评人生，改良社会。

在文学革命浪潮中，诗歌也发生变化。中国旧体诗专讲格律，不论是五、七言律诗还是绝句，每句都拘执平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的表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新青年》开辟了白话新诗的园地，从1917年2月的第2卷第6号到1919年5月的第5卷第5号，共刊登新诗83首，还翻译外国名诗30多篇。倡导并最先创作白话新诗的是胡适，他的八首白话诗即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随后，鲁迅、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李大钊等都相继发表新诗。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发表新诗。

真正成为新诗奠基之作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曾留学日本。《女神》成书于1921年，辑入诗人的57篇作品，其中大多数诗篇写于1919年至1921年的3年中。这是郭沫若“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体现出追求自由、平等，反对束缚个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闻一多曾评论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新的散文是直接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在新的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针对现实的议论文、杂文。议论性散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抨击旧思想、旧文学的声浪中最早问世的文学样式，说理明透，文字流畅。《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起，开辟了“随感录”栏目。当时在“随感录”发表文章的，主要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这些杂感在内容上大多起着开启民智、廓清愚昧、揭露瘤疾的作用，而且短小精悍，锋芒锐利，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冲锋陷阵的尖兵。

戏剧方面，新文化的倡导者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掀起戏剧改革的讨论，批判传统戏曲。他们在鼓吹戏剧观念的更新，倡导面向社会人生，以改造社会和教育人民为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大多鄙视传统戏曲，给予全盘否定，缺乏科学的态度。另一方面是译介西方的戏剧理论和作品，如英国莎士比亚和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得到广泛传播。《新青年》还出刊“易卜生专号”，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易卜生的作品表现出对旧社会制度虚伪、腐败的鄙视，提出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