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与分裂蒙古

清代的乌里雅苏台俗称外蒙古，分为喀尔喀、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三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政府直接派遣乌里雅苏台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与库伦办事大臣等官员，并通过蒙古王公、活佛、喇嘛等上层贵族对蒙古进行统治。日俄战争之后，外蒙古成为俄国的主要侵略目标。为了阻止俄国对外蒙古的渗透，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设立巡警队、审判厅、卫生局、商品陈列所等机构。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1911年7月，杭达多尔济亲王纠集四盟王公，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召开会议，密议外蒙古“独立”。会后派“代表团”赴俄，并许以优惠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印刷钞票、设立军事学校等种种特权，换取俄国对外蒙古“独立”的武力支持。^[19]很快沙俄派兵千余人进入外蒙古，清政府被迫于9月13日停办新政。10月，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不在外蒙古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到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古进行任何改革。清政府予以严正拒绝。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北顾，沙俄认为是它“吞并中国领土而能达到其宿愿的大好时机”。^[20]它借口保护领事馆，增派俄军侵驻库伦，并拨给外蒙古杭达多尔济集团大批军械弹药。10月18日杭达多尔济集团宣布“独立”，与俄军一同进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驱逐办事大臣三多。12月1日，他们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举行登基典礼，自称为“皇帝”，年号“共戴”，车林齐密特任“总理”兼“内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任“外务大臣”。同时，科布多的封建领主和乌里雅苏台扎萨克图汗也在沙俄策划下，占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俄军驱逐了科布多参赞大臣傅润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

俄国随即于1912年1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称俄国将与外蒙古实际的政府发生关系。6月，沙俄再次提出:如果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不在外蒙古设治、驻军和移民，它愿进行“友谊调停”。中国政府拒绝了沙俄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我国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分，俄国“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古的“特权利益”，日本支持沙俄对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的侵略。^[21]9月间，俄、英就英国侵略西藏和俄国侵略外蒙古达成了“谅解”。中国政府于8月13日对英、俄、日三国发表了关于《满蒙藏之主权五事》的声明，指出满蒙各地皆为中国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之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承认，不得私订;满蒙各地之矿产，无论何人不得私自抵押;中国政府在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各国不得以护侨为名向中国增派军队;现蒙藏地方少数王公贵族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是非法的，外人不得主使挑拨。沙俄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于11月3日与外蒙古当局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为其编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22]以后，又签订了有关铁路、矿山、电讯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

中国政府在《俄蒙协约》签订前即向沙俄提出抗议，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于11月7日发表声明，重申“概不承认”俄国与外蒙古所订任何条约，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北京市民举行“反对俄国奸计大会”，报刊纷纷揭露沙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连日持票往俄国银行兑换现金，商人抵制俄货。孙中山致电参议院，要求“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强烈谴责沙俄。蒙古爱国王公宣布“蒙古拥护各族联合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23]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并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通告世界各国，绝不承认沙俄炮制的“俄蒙协约”。

中俄于1912年11月开始在北京举行谈判。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追认了《俄蒙协约》及其附件，“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声明虽然载明“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却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24]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根据《中俄声明》，自1914年9月起又举行中俄蒙恰克图会议，并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用中华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北京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古的各种特权。但是，会后沙俄唆使外蒙古当局借词“谢绝”接受册封专使，并多方阻挠外蒙古派员来北京，以致册封仪式延至1916年7月方始举行。

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古傀儡政权失去了靠山。1918年，北洋政府派军队开进库伦，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强占了我国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沙俄通过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纪》，早就强占了包括原属定边左副将军管辖的唐努乌梁海的十个佐领、原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淖尔乌梁海的两个旗，以及科布多以西的大片我国领土。1907年，沙俄在乌梁海中部一带地方建立殖民据点。武昌起义后，沙俄派出“边疆特使”窜入该地区，发号施令，阻挠我国政府派官员进入该地区行使主权。1914年6月，大批俄军侵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此，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与此同时，俄国还加强侵略我国内蒙古地区。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俄国的边界，早在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中便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沙俄任意破坏界标，派遣间谍分子进行颠覆活动。1900年沙俄出兵东北时，竟在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建造营房，驻扎军队。清政府不得不提出中俄双方根据条约重新勘界立标的要求。1911年12月，在齐齐哈尔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两国疆界虽基本上按照旧约，但沿着这条边界线，沙俄又侵占了我国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我国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分，俄国“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古的“特权利益”，日本支持沙俄对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的侵略。

在沙俄和外蒙古叛乱集团的煽动下，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总管胜福、车和扎等于1911年9月向清政府提出撤走政府官员和军队、不准移民、移交政权和财权等无理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绝。他们勾结沙俄和外蒙古军，于1912年1月占领海拉尔，宣布“独立”，接着进犯满洲里，被击溃。俄军和外蒙古军增援反扑，占领了满洲里。胜福等在满洲里成立“自治政府”。中国政府派兵平叛，沙俄以“调停者”出面干涉。1915年11月，北京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会订呼伦贝尔协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规定非经俄国准许，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该区;将来中国“敷设铁路，尽先与俄国借款”;承认沙俄与伪组织所签订的各项“合同”。1920年1月，呼伦贝尔盟重新回归祖国。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科左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等，在沙俄煽动下，于1912年8月举兵叛乱，分三路进犯桃南府，散发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北京政府及时调兵平叛，叛军败逃外蒙古。10月底，沙俄派遣外蒙古军数千人，分三路南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浩济特旗及苏尼特旗，察哈尔都统调兵狙击失利。昭盟郭尔罗斯左旗台吉多尔济公、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札普于11月乘机攻陷开鲁。热河驻军派兵平叛，官布札普败逃外蒙古。外蒙古军自1912年10月到1913年9月，在内蒙古的西二盟及锡林郭勒盟的全盟、昭盟的克什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许多地方，烧杀抢掠。北京政府出兵讨伐，到1916年收复了内蒙古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