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护法运动

早在张勋解散国会实施复辟时，孙中山就发出“护法”号召。他把《临时约法》和国会看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象征，曾说:“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14]。因此，他对张勋之流践踏约法、解散国会极为愤慨，便于1917年7月6日率“海深”号、“应瑞”号两舰离沪南下，准备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进行武力讨伐。途中，传来复辟丑剧收场的消息。然而，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便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7月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黄埔，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护法宗旨。他说，“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15]。他呼吁各界起来为护法而斗争。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斗争开始了。

孙中山发出护法号召以后，海军官兵首先响应。7月21日，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护法宣言，表示“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16]。随后他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领10艘军舰离沪赴粤。接着国会议员也纷纷来到广州参加护法。桂系军阀和滇系军阀为了保住并扩大自己在西南的统治地位，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也附和护法。

8月中旬，抵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但因仍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便决定召集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会，31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以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为目的，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次日选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陆荣廷和唐继尧为了保留将来和北洋军阀周旋的余地，均未就职。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

护法运动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向南方用兵，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计划。为了坐收渔翁之利，段祺瑞命令直系军队入湘与护法军作战。而冯国璋则想保存和发展实力，暗中与南方军阀多方联络，伺机夺取中央政府权力，遂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公开和段祺瑞对抗。在冯国璋的指使下，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各省直系督军又联名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使湖南战事一度陷入僵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无法推行，不久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日本的支持下，段派亲信徐树铮去东北和张作霖联络，企图借奉系军阀之力来威胁冯国璋。奉军乘机入关，进驻直隶。冯被迫于1918年3月重新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段再次上台后，一面重弹“武力统一”的老调，逼迫直系军阀加强进攻南方，一面抓紧早已酝酿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谈判，并不顾全国爱国舆论的反对，于5月签约。段命令直系军阀进攻南方，目的是要直系出力而皖系收利。在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连克岳州、长沙等地后，段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吴对此大为不满，不久便按兵不动，并利用群众反战情绪，通电罢战主和，反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南方护法军政府也通电赞成和平。段祺瑞被迫于8月下旬命令前线各军停止进攻，“武力统一”计划又遭失败。

1918年夏秋间，正值总统任期届满，各派势力展开了新的角逐。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势力，为操纵国会选举并进而控制政权，早在1917年下半年便开始密谋策划。段从日本借款中拿出80万元，收买了一批官僚政客，1918年3月，由徐树铮出面，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因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而得名)，形成了为皖系效劳的“安福系”。在8月国会改选时，安福系大肆活动，收买选票，致使“选出”的400多名议员中，安福系竟占了330名，因而被人称为“安福国会”。9月，国会进行总统选举，段祺瑞由于卖国求荣的名声太臭，又怕与直系的矛盾激化，不便出任;而皖系控制的“国会”当然也不会选举冯国璋。经过幕后多方密谋，“安福国会”把徐世昌这个不掌握军队的北洋老官僚捧上总统宝座，“盖取其手无兵权，当能事事赞可，不为本派所梗也”^[17]。徐世昌任大总统后，冯国璋被挤出北京中央政权，段祺瑞也于10月去职，但北京政府主要实权仍然控制在皖系军阀手中。冯不久患病(1919年12月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并逐渐与奉系勾结，继续和皖系军阀相对抗。

与此同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也发生分化。桂、滇两系军阀本来就没有护法的诚意，当与直系军阀勾结妥协后，决心排斥坚持护法斗争的孙中山。他们派人刺杀了追随孙中山的海军将领程璧光，又指使非常国会提议将护法军政府加以改组，以削弱孙中山的权力。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孙中山当天被迫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并气愤地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8]。5月20日，非常国会正式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选举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孙中山虽为7总裁之一，但已毫无实权，不能实现自己的护法主张，便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这次护法斗争失败了。

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护法斗争，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斗争一样，都是以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国会和约法的尊严，挽救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提不出新的纲领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护法”的口号显得陈旧，因而未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加上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一支真正可靠而有力的革命武装，只是依仗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所以护法斗争不能不遭到失败。这就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是困难的，中国资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因为他们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对外出卖国家权益，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民主革命运动，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这除了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外，也与北洋军阀政府奖励实业的政策分不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得到了壮大，这为新文化运动、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