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勋复辟与段祺瑞独裁

“张勋复辟”是指以张勋为首的复辟派拥戴清废帝溥仪恢复清朝帝制。这幕丑剧的上演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后，清室的复辟活动“没有一天停顿过”^[11]。复辟分子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以张勋、升允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张勋，行伍出身，在清朝军队中从淮军管带一直爬到江南提督等高位。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对被推翻的清朝的忠诚，他与其部下一直留着辫子，人们称他为“辫帅”，称其军队为“辫子军”。在德日两国的支持下，他的“辫子军”在四五年内扩编到约2万人，成为复辟势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被复辟派称为“武圣”。升允出身于蒙古王公贵族，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后逃窜到东北，勾结俄国和日本，组织“勤王军”，成为仅次于张勋的武装复辟势力。二是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的康有为，由于积极鼓吹恢复清朝统治，被复辟派称为“文圣”。三是以溥伟、善曹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两人均为清朝亲王，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庇护下避居青岛、大连，是复辟的死硬派。

这帮复辟派在俄、德、日等国支持下，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策划过复辟活动。袁世凯一死，张勋立即重新部署复辟计划，于1916年6月9日邀集七省军阀代表集会徐州，自任主席，为复辟作舆论准备，9月22日再次于此召集会议，参加者增至13省区。1917年1月7日与5月23日，张勋又召开第三、第四次徐州会议，决定利用府院之争的机会加紧实行复辟计划。当时段祺瑞正在策划倒黎行动，为了引诱张勋入京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甚至允以日后支持其复辟活动。张勋认为复辟时机已经成熟，便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于当年6月7日率领3000辫子军北上。途经天津，他会见段祺瑞。段表示“合作”后，张勋即通电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将诉诸武力。黎元洪被迫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率辫子军入京。28日，康有为也乔装进京，为张勋复辟出谋划策。7月1日，张勋逼令黎元洪去职;次日，黎电令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恢复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紧接着，黎元洪避入东交民巷，进入日本使馆区。

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人把12岁的溥仪拥上皇帝宝座，接着陆续颁发了数十道上谕，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并大肆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其他复辟派的核心人物也都被授予阁、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为了庆祝清室归位，复辟分子强迫商店、民居悬挂黄龙旗，一时间早已倒闭的龙旗店又兴隆起来。那些新贵们来不及做朝服，就把装硷死尸用的清式寿衣和剧班的戏服、发辫抢购一空，当作代用品。整个北京城被搞得乌烟瘴气。

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复辟当天，北京人民纷纷拒挂龙旗，复辟后第二天，《晨钟报》暂移天津出版，《公言报》、《民言报》等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各界集会声讨复辟罪行，并决定悬挂五色共和旗三天。孙中山在上海获悉复辟消息，立即发表《讨逆宣言》，并准备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在举国一致反对复辟的强大压力下，不仅赞成复辟的各省军阀不敢轻易表态，而且连列强也预感到张勋复辟必败，便改变态度，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段看到自己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在日本100万日元的“资助”下，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同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向北京进发。辫子军一触即溃，张勋只身逃入荷兰使馆。7月12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丑剧只演了12天就告结束。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自吹为“再造民国”的“功臣”，继续充当内阁总理。黎元洪被迫通电下野，并推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8月1日，冯入京就职，但政权事实上仍掌握在段祺瑞手中。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编练“参战军”，亲任督办，并以此为名，大肆扩充自己势力。他叫嚣“武力统一”全国，实行所谓“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政策。

当时，美国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只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从1917年9月起，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举行谈判。11月2日，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则承认美国提出的在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12]。美日两国在《兰辛石井协定》中以牺牲中国的主权来取得双方的暂时妥协，维护各自在华的侵略权益。

段祺瑞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向日本大举借款;日本为了扶植自己的在华代理人，也愿意“慷慨解囊”。1916年12月，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此后的两年里，西原多次奔走于两国之间，段祺瑞则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经办，以各种名义借款，总计为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由此，日本取得了广泛的“特殊利益”，如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铁路，吉林与黑龙江两省的金矿、森林，中国的电讯事业;甚至可以控制段祺瑞的“参战军”，等等。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与袁世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日本首相寺内在下台后也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13]段祺瑞践踏《临时约法》和卖国活动，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1917年7月，终于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护法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