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洪宪帝制

袁世凯从临时总统变成了实际上的终身总统以后，又做起了复辟帝制的美梦。帝国主义则希望袁世凯能够强化对全国的统治，以便通过他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表现出更加露骨的侵略性。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法、德、俄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放松了对东方的掠夺。日本便乘机扩张其在华侵略势力，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进而妄图把整个中国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它利用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野心，断定袁必然会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支持。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并在修筑铁路等方面给予日本新的权利;第二号七条，将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期均延至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有购地、开矿等特权;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许他人开采;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七条，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

很明显，“二十一条”是日本妄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的罪恶条款。日本政府也知道这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便要求袁政府迅速接受，并保守秘密，造成既成事实。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不敢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为全权代表，与日置益秘密谈判。但“二十一条”内容很快被揭露了出来，中国人民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反袁斗争。2月至3月间，上海学界、商界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不久上海工人起来罢工、游行、散发传单，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其他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示威，抵制日货，展开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号各条容日后协商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便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海外华侨也积极支援祖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使得“二十一条”实际上“不得不宣告无效”^[2]。

袁世凯残酷镇压了“二次革命”，又在外交上得到了日、英、法、俄等国的支持和默许，便迫不及待地爬向皇帝的宝座。为了给帝制活动作好舆论准备，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3]。接着，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抛出《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当皇帝，总揽大权，与古德诺一唱一和。与此同时，袁世凯派人授意原立宪派人物杨度出面组织一个推进帝制活动的机构。杨度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4]此时的杨度纠合孙毓笃、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5人，于8月14日联名发起组织“筹安会”(即所谓“筹一国之治安”)，自诩为“筹安会六君子”。8月23日，筹安会成立，就在“学理讨论”的招牌下，重弹君主立宪的滥调，大肆鼓吹复辟帝制。一时间帝制之说甚嚣尘上。

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袁世凯的亲信便与筹安会抢夺拥戴之功，以争当袁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如段芝贵于筹安会成立的同时，首先拱手向袁世凯称臣，并联合14省将军联名向袁递交密呈，要求速正帝位。可见复辟帝制并不仅是袁世凯的个人野心，而且是当时中国专制主义的沉渣泛起。在这股逆流的推波助澜之下，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加速进行。

但袁世凯前有效忠清廷的誓言，后有必不违背共和的宣誓，言犹在耳，若骤然弃共和、践帝位，必有背誓失信的恶名。为了逃避恶名，他还需要假借“民意”来掩盖。于是，在筹安会策划下，各地袁派官僚、军阀便纷纷派遣代表进京请愿，制造“民意”。当时参政院即将开会，但各地代表尚未到齐，筹安会便纠集大批无聊政客，以各省旅京人士名义组织起各省公民请愿团，由筹安会代草请愿书，然后呈递给参政院。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认为“民意”不够浓烈，梁士诒又成立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再接再厉”，以求“同心急进，计日成功”^[5]。随后，袁世凯又提出“改革国体”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6]，示意亲信召集“国民会议”。10月初，参政院通过了以“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的议案，又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是，各省便在军政长官的监督下进行“代表”选举。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各省“代表”就已选出，接着在当地举行所谓国体投票。在前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等人的幕后操纵下，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工作全部结束。12月11日，参政院汇查结果，1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制，而且每张票上都附有文字相同的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拥戴书，还“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参政院便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而袁世凯却虚假地谦让，以表明“己本不欲为而被迫为之”。参政院于当天再开会，用15分钟“草成”2000多字的第二次拥戴书，在当晚“再劝进”。袁世凯便借口“亿兆推戴，责任重大”，“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7]，于次日接受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不久下令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并准备在元旦正式登基。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美梦时，一场人民群众反对帝制复辟的风暴已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