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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传教士、洋务派官员和维新人士，都办过一些新式学堂，不过为数不多，新式教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和规格。进入20世纪以后，为了救亡，为了发展工商业，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强烈的呼声，清政府也采取了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于是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以1907年直隶为例。据记载，除初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外，还办有工业、农业、商务等职业学堂，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法政、工业、农业等专门高等学堂和北洋大学堂，此外还有图算、测绘、军医、警务、电报等各类培训班。从小学堂、中学堂到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旁及师范学堂、职业学堂等，体系和门类已经相当齐备。到1910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696所，其中各省42444所，京师252所;全国学生总数为1300739人，其中各省1284965人，京师15774人。^[76]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庸地位，有利于教育的独立和教育的社会化、普及化。传统的私塾、书院采取授徒的方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儒家经典，目的在于猎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学堂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教学，内容除保留部分“读经”课程外，增加了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智力开发。据统计，在清末的普通学堂(含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里，平均“读经”课程只占27.1%，数、理、化、外语等课程占38.2%，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占34.7%，从而大大改变了私塾、书院生徒知识结构单调而狭窄的状况。在高等学堂里，属于西方新知识的课程更多。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就规定21种理、工、农、医专业中，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465种。文、法专业中，新设课程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财政、文学、历史、教育、商业、银行、哲学等。相对于八股诗赋、四书五经来说，真可说是琳琅满目，完全是一个新世界。

当时，新式教育的推广，最大的困难在于师资缺乏。因此，各省都办了不少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许多人还到日本入师范速成学校，学习几个月后便回国任教。合格师资的缺乏自然会影响课程的质量，而有些地方，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各府州县的小学堂，由于根本找不到合格的教师，往往不得不仍由私塾先生督诵童蒙读本，仅仅是挂了个新式学堂的招牌而已。其次的困难是缺乏教材。高等学堂多选择外国教材讲授，于是译书蔚为风气，如山西大学堂就专门在上海设立译书局，就地翻译西方书籍。普通学堂则多仿照外国体例自编各科课本。文明书局就是为印行《蒙学读本》而创办的。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张元济等主持，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编印小学教科书，随后又编印《女子小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很受社会欢迎。学部成立后，也曾拟订教科书，但内容和体例基本上仿商务本，而“太深、太多、欠联络、欠衔接”，更甚于商务本。从教学内容看，新式教育的推广可说是一场全国规模的西方知识的大普及运动。

学习西方知识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到国外去留学。

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激发了许多中国人负岌东渡以探求究竟的意愿。到日本留学还有许多优越性，如张之洞所说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77]加上清政府的提倡，日本朝野的招徕，20世纪初年，兴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热潮。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据统计，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11月为2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1906年初为8000名，全年估计为10000多名，达到最高峰。^[78]1905年发生“反对取缔规则事件”，不少留日学生辍学归国。清政府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涨，对留学日本采取了限制政策。1907年，留日学生人数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往后逐年递减，到1911年在学人数仍达3000多名。

这些留日学生，有中央政府选派的，有地方政府选派的，有社会团体等公派的，也有自费留学的。据梁启超1902年的统计，自费生几乎占了一半。留日学生队伍极为庞杂，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学习的科目非常广泛，包括理科、工科、外语、师范、政法、军事、史地、医药、音乐、体育等，学文科的居多。据1903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留日学生1300多人，学文科的达1100人。为适应国内“预备立宪”和广兴学堂的需要，许多人毕业于政法速成科和师范速成科，记载说:“习速成者居60%。”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1909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接受美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到1910年，留美学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欧美留学生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其中，竺可桢、詹天佑等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4页。

[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0页。

[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40-147页;下册，第870-877页。

[10]《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页。

[16]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5-356页。

[17]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页。

[18]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19]《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79页。

[22]张难先:《科学补习所始末》，《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547页。

[23]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页。

[24]孙中山:《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

[26]《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29]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31]《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4卷第11期。

[32]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

[33]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34]《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298页。

[35]《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298页。

[36]《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37]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l卷，第329页。

[38]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94-295页。

[39]《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41]孙中山:《在槟榔屿筹款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4页。

[44]《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年，第7号，《内务》，第82页。

[47]侯延爽:《留别山东同乡会词》，《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50]《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2号，第14期，第72页。

[51]《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1页。

[5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54]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13页。

[57]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

[58]《同文照会》，《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95页。

[60]黄兴:《复汪精卫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

[61]《南北议和史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84页。

[62]孙中山:《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63]《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版第1069-1070页。

[64]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65]《清室优待条件》，《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185页。

[68]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