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事业的繁荣

1.“新史学”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过去的历史书进行批评，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炳麟在同时期也提出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稍后，刘师培也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对外国历史作了不少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2.小说的繁荣和戏剧的革新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它的社会教育功能，从而推动了小说的繁荣和戏剧的革新。

小说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眼里，向来是“街谈巷语”、“君子弗为”的东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小说别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三派，“甄录其近雅驯者”，至于宋代的评话，元明的演义，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虽然盛行于民间，但被认为“狠鄙荒诞，徒乱耳目”，皆“黜不载”。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从启蒙的角度开始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价值。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改变社会风气，从而把小说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崇高地位，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梁启超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不少有志者为抨击清政府，提倡维新，提倡革命而挥毫创作小说，蓬勃兴起的报纸、期刊也竞相刊登小说以吸引读者，还涌现了一批专刊小说的杂志，继《新小说》之后，有《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等，盛极一时。据估计，当时创作的成册的小说，至少在1000种以上。^[72]

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类人物，从官场到商场，从内政到外交，从学界到工界，从维新人士到革命党人，几乎都有所反映。一般作者有意识地用小说作为武器，对清政府和一切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抨击，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命意在于匡世”，“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73]写作上则大多采取直接暴露、批判的手法，艺术性较低，“不重含蓄”，口号化，论文化。“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因此，传世之作较少。其中《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人所称道。

清末小说的繁荣，还包括翻译小说的日兴月盛。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琴南)先生一生翻译的小说上百部，其中50部左右是在民国以前出版的。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等最受推崇。不过，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他是靠别人口译，再由他笔述的，在原本选择和忠实于原著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除林纾外，吴铸、陈冷血、包天笑等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介绍了大批世界名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清末的小说园地增添了绚丽的异国风采。

这一时期传统的戏曲剧目及其表演程式，距离现实生活太远，于是有戏剧的革新。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戏剧杂志。在柳亚子的《发刊词》和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等论文里，指出戏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对观众有很强烈的感染力，主张重视戏剧的社会作用，提高戏剧及艺人的社会地位，并着眼于戏剧革新。首先是剧本问题。要编演有利于反清革命的历史剧和时事剧，以唤醒国民，激励士气。其次在语言和表演艺术上也要有所改革，使观众能够接受。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剧作家们费了很大力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截至1911年，创作各类戏曲剧本达160多种，包括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74]其中，“引古鉴今，明夷辨夏，激动种族之观念”以及鼓吹“推翻这专制政府，扫灭那无道昏君”的中外历史剧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歌颂革命党人英勇事迹的作品。

在京剧舞台上，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逐渐流行。主要倡导者是被称为“剧班第一革命巨子”的汪笑侬，夏月珊、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剧艺人对新剧的编演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在春仙、丹桂、新舞台等戏院，演出了《波兰亡国惨》、《缕金箱》等直接讽刺和抨击清政府的新戏，受到群众欢迎。在编演时事新剧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内容和旧形式的矛盾。穿西装唱皮黄，观众总觉得不自然，难以接受。有些人认为还不如改为纯用话白演出。于是，一个新的剧种——话剧应运而生。

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或“文明戏”，创始于1907年。这一年，以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为骨干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用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以其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使观众深受感动，取得了成功。不久，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也演出了该剧。随后，王钟声还演出了《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新剧，并在1908年到北京、天津演出，和刘艺舟等将新剧波及于北方。此外，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的职业新剧团进化团，对初期话剧运动也有较大贡献。这个剧团除在上海演出外，还到南京、芜湖、汉口、宁波等地演出。所演剧目多半是反映当时的政治问题，宣传革命和爱国思想的。

综观20世纪初年小说、戏剧所表现的文艺观，着眼的是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实际上是把小说和戏剧作为从属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工具，忽视了它们作为文艺的本质特征，即具体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它起了启迪、振奋人心的作用，但艺术质量不高，突出地表现在没有塑造出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人物大多比较概念化，缺乏丰满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而不能给读者和观众以深刻的印象。当政治上失去需要之后，也就为人们所逐渐淡忘。

3.新闻出版

20世纪初，新闻出版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

中国的报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邸报》。《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但历时千余年没有什么发展。清代的《京报》，仍旧是每日内阁所发抄的内容:宫门抄、上谕、奏折等。1886年，强学书局改归官办，刊行《官书局报》，形式和内容都和《京报》相似，只是增加了若干“新事、新艺”的介绍。1901年，袁世凯首创《北洋官报》，内容除谕、折、公牍外，还有本省时政、外省新闻和各国新闻等，为地方政府办报的先导。1903年后，各省纷纷仿效，《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接踵问世。1907年，清政府推出《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在此之前，农工商部还刊行了《商务官报》，学部刊行了《学务官报》。官办报纸一时称盛。

早在19世纪70年代，受来华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纸的“刺激”，武汉、香港、上海就有民办报纸出现，80年代，广州也出现了民办报纸，但多销路不畅，或受地方官员禁阻，先后停办。进入20世纪，民办报纸蓬勃兴起。沿海、沿江的十几个省的省城及其他十几个大中城市都办起了报纸，总数在150种以上。上海、广州的民办报纸都超过了30种，而且约1/3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苏报》、《时报》、《民立报》等都受到社会的欢迎。

维新运动期间，办杂志曾一度成为时髦，因戊戌政变而顿挫。20世纪初年，办杂志之风再度兴起，并超过了此前的势头。革命派、改良派竞相通过杂志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日本东京和上海是两个刊行杂志最多的地方。据有关著录统计:上海有杂志46种，其中宣传革命的为14种;东京有杂志34种，宣传革命的为24种。^[75]

报纸、杂志的兴盛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密切关系。石印、铅印取代了雕版印刷，大大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继商务印书馆(1897年)之后，文明书局(1902年)、集成图书公司(由集成图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申昌书局和开明书店在1906年合并组成)、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相继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最为突出，它在1900年开始采用纸型，1901年出版《外交报》，1904年创刊《东方杂志》，1905年开始采用雕刻铜版，1909年刊行《小说月报》、创制正楷铅字，可说是独步一时，书业的营业额约占全国的1/3。1912年中华书局创设后，商务印书馆才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