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次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1.袁世凯对民主势力的镇压

(1)“宋教仁案”

武昌起义以后，兴中会成员暗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引起华兴会和光复会不满，华兴会领袖宋教仁团结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的党务实际由宋教仁主持。他主张实行政党政治，成立责任内阁。国民党不仅删除了同盟会政治纲领中的革命内容，而且为了实现议会选举的目标，把一大批官僚政客、立宪派拉进党内，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无原则政党，至此同盟会即告解散。

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遭暴徒枪击，伤重逝世。袁世凯听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雾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

(2)“善后大借款”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已积极准备进行武力镇压。为了筹集反革命战争经费，4月26日，他指派赵秉钧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把交涉多年未定的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订下来。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的本利为6785万英镑。尽管条件如此苛刻，袁世凯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不交国会审议，悍然签订了大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他们表示未经国会同意，此项借款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认。袁世凯立即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实际主持人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同时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在国会内外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声压了下去。

2.“二次革命”

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无耻标榜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7]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所说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7月29日潜离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讨袁。9月1日，袁军张勋部占领南京。上海的陈其美等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及其主子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埋葬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将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从神圣宝座上赶下来，这对封建势力是致命一击，也使帝国主义无法找到像清政府那样能在表面上控制全国局面的走狗，此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了。第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之后，一切封建余孽包括袁世凯和张勋，他们的任何复辟帝制丑剧都不能不遭到可耻的下场。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民主潮流的不断高涨，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开拓革命的道路。第三，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许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促使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涌现，工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中华大地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起来，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第四，对近代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1912年在华的越南侨民组织了越南独立党，并提出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1913年荷属东印度群岛人民也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列宁在评价辛亥革命时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68]。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可是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这种结局表明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其主要原因是:

组织方面:同盟会在发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武昌起义后并没有发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核心作用。它主张异歧，组织涣散，行动不一，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只是一个领导起义的秘密组织，起义成功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流行一时。立宪派和旧官僚又乘机分化瓦解革命党，致使革命功败垂成。

政治方面:革命党人在这次革命中一直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具体行动。他们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幻想帝国主义会援助中国革命或对中国革命持中立态度，又急于同在革命高潮时表示赞同推翻清朝实行共和制度的立宪派、旧官僚实行妥协，幻想以此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无法辨识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下层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而且压制和打击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旧制度的根基。

军事方面: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同盟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具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军队。它联系的一部分新军和会党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分子在起义后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演变为新的地方军阀;一些会党在革命后居功自傲，扩大了他们固有的消极面。而在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任何良好的政治纲领和主张都只能流于空谈，即使革命取得了初步成果也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特性，他们“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69]。辛亥革命的历史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