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北议和与袁世凯上台

1.袁世凯出山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武昌前线，调兵镇压。然而，因为北洋军大部分将领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所以荫昌指挥失灵。列强也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兵舰，妄图进行武装干涉。但各自心怀叵测，一时很难统一行动，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经过连续开会商讨，最后决定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来稳住阵脚，扑灭革命。

10月14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为了逼迫清政府交出更多的权力，一面借口“足疾”尚未痊愈留在河南彰德，继而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事全权等条件;一面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暂取观望态度，致使清军进攻武汉受挫。27日，清政府被迫召荫昌回京，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当时，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正秘密组织燕晋联军直捣北京，而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则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等发动“兵谏”，于10月29日在滦州联名电奏清政府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特赦“国事犯”。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11月1日，在北洋军攻克汉口的当天，皇族内阁被迫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来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后，立即派人刺杀了吴禄贞，同时，进京组阁。可是，袁世凯并不打算立即攻占武昌，而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夺取全国政权。11月26日，经过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密谋，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议南北停战议和。为了创造议和的有利条件，27日，北洋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

2.南北议和

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开始停战。18日，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派出的议和全权大臣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始和谈。南北代表除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展开争论。袁世凯在议和期间一面以倡言君主立宪要挟革命党，一面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来逼迫清政府。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英、美、俄、法、日、德六国驻上海总领事同时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表面上要他们“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58]，实际上是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尽快向袁世凯妥协。

南方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政权。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张謇就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经过密谈，双方对未来的政局和对策达成默契。袁世凯的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抵沪后，张謇等立宪派便在幕后紧张活动，上海南阳路上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进行密谋的场所。1910年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的同盟会干部汪精卫，于1911年11月出狱后担任了南方各省议和参赞，积极参与惜阴堂密谋，为袁世凯疏通。同盟会“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59]，黄兴在收到汪精卫为袁说情的电报后明确表示，为了“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待袁世凯举事后，“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60]。由于袁世凯当时拥有重兵，且有拥护共和的表示，因此总统“非袁莫属”几乎成了共识。南北议和几经周折，至12月底初步达成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61]的协议，其实想让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只是举行国民会议的具体地点尚未决定。

孙中山在外受帝国主义压力，内受立宪派和同盟会内部其他领导人影响的情况下，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袁世凯，说明他组织临时政府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仍然“虚位以待”^[62]。但袁世凯怀疑南方的承诺是否可靠，于是一面致电伍廷芳，以唐绍仪签订的各项协议事先未与他商明“遴行签订”为由，通知说已准唐绍仪辞职，由他自己与伍廷芳电商交涉;一面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余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

继续进行的南北议和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峙、如何处置清朝皇帝两件事展开谈判。1月中旬，身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密电袁世凯称，“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不久张謇再次密电袁世凯，建议由黎元洪、段祺瑞出面，以“南北军人之公意”^[63]，决定共和政体，另举总统，拥袁上台。袁世凯接电后，一面设法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事成之后举他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于1月15日复电在上海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64]。1月22日，他发表声明，进一步申述上述态度。

3.清帝退位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同意让权的再次保证后，便加紧逼宫的步伐。1月26日，他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50人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进京。同一天，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分子、军咨使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成重伤，两天之后死去。王公亲贵心惊胆战，纷纷逃出京师。袁世凯为了便于逼宫，主张给退位后的清帝和皇室以特殊的优待。经过南北双方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并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65]等。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声明赞成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66]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4.《临时约法》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在致临时参议院的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和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其势力中心北京，用约法加以约束，削弱其势力。袁世凯当然不肯离开其老巢，于是孙中山特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2月27日，蔡元培等人抵京。袁世凯表面上热烈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其嫡系部队在北京、保定、天津等地接连制造暴乱，甚至侵扰专使寓所，以此作为他不能南下的理由。列强立即出面支持袁世凯，派出军队700余人在北京使馆区列队示威，还纷纷以“护卫”其安全为借口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蔡元培被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要袁世凯南下的要求，让袁在北京就职，以打电报形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誓。3月10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他提出的第一、第二两个条件被取消后，把希望寄托在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上。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这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立法权属于参议院;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选举产生，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院副署;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同时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一般的民主权利。它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临时约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临时政府企图用约法来限制袁世凯，保障共和国能在袁世凯接收之后延续下去。袁世凯虽佯装拥护《临时约法》，但同时声称今后要对它进行修改，为日后废弃《临时约法》埋下伏笔。

5.袁世凯组阁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交通等要害部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党羽掌握，农林、工商、司法、教育四个部门分给革命党人，立宪派则控制了财政部。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力，削弱同盟会的力量。同盟会则希望尽量保持自己在内阁、参议院和地方上的力量。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的斗争，首先在三个方面展开:

(1)内阁。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从策略上考虑，一时未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决心控制内阁，使责任内阁制有名无实。袁世凯推荐自己的亲信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但同盟会希望由自己的会员担任总理。立宪派从中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在内阁成员中，除农林、教育、工商、司法四个部门由同盟会会员担任总长外，其余的要害部门，全部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表面上看来，在十个内阁成员中，加上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2)参议院。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后，下令改选参议院议员，作为削弱同盟会力量的一个步骤。原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虽然是由各省督抚选派的，但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所选派的多是革命党人，所以同盟会会员占很大的优势。袁世凯下令从各省临时议会中改选参议院议员。各省临时议会，是武昌起义后由谘议局演变而来，议员大多为立宪派分子。这次改选，增强了立宪派在参议院中的力量。

(3)各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迫不及待地想尽快把北方各省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同盟会在南京附近有十万军队。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表面上是重用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解散军队。黄兴大力压缩同盟会的军队。结果，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集中的十万军队，有的被遣归原籍，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收编。袁世凯削弱南方革命党人军事力量的愿望初步实现。

袁世凯指使唐绍仪组阁后，本想乘机控制内阁。但内阁中的同盟会员，却想根据责任内阁制的规定，对袁世凯有所限制。这种限制，是袁世凯不能容忍的。于是袁世凯寻找借口，逼走唐绍仪，迫使同盟会内阁成员退出内阁。袁世凯组成陆征祥内阁。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交出政权之后，《临时约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无法限制袁世凯进行独裁专制。新生的中华民国虽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实际权力却落到了北洋军阀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