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京中央临时政府

1.临时政府的筹备

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迫切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于是，首义地区武汉和同盟会中部总会所在地上海为此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1月9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人联名通电陈其美，倡议由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各举代表1人赴沪开会，“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53]。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首次会议在上海召开。23日、25日，在武昌方面的多次力争下，上海代表联合会决定移至武昌开会，但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通信联络。27日汉阳失守，武昌处在清军的炮火威胁之下，代表联合会被迫改在30日于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会议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54]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次日代表们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并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鄂军都督。这一选举结果受到湖北方面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反对，归于无效。12日，汉口、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均集于南京开会。17日，代表联合会便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不久，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决定推辞，等候孙中山归来。

2.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很快打破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僵局。由于他的崇高威望，29日在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中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次日，他发出通电，宣布中华民国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增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和黄兴提出的9名国务员名单。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均是同盟会会员;实业总长张謇和交通总长汤寿潜是立宪派的首领;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是旧官僚;另外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根据同盟会原先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已退出同盟会外，均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实权。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作为临时政府的立法机关;翌日，举同盟会会员林森为议长。40余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占了30多名。

临时政府是按照孙中山的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个部和三个局。孙中山是以同盟会的总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三个局的局长宋教仁等人及担任其他大部分要职的，都是同盟会这一派的革命党人。副总统黎元洪是一个旧军人。他在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党人拉出来当都督。临时政府初期，他还不能有所作为，到临时政府后期，他才形成自己的势力。

从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上看，国务员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在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都是老同盟会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在江苏和浙江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政府中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理财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在清政府中担任过要职，又是这次革命的主动赞助者。

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武昌起义前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在43名参议院中，同盟会员33人，自治学社1人，与革命派有密切联系的绅士1人，立宪派只有8人，而且这8人中有半数是北方未独立省份谘议局的代表，他们在参议院中还不敢有所主张。因此，尽管立宪派和旧官僚在起义各省中夺取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组建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却遭到挫折。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都掌握在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党人手中。

3.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它在短短三个月中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以及有关社会习俗革新的政策法令。

在政治方面:根据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天赋自由原则，它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自由等私权;各民族所享权利和所负责任，一视同仁;解放“疍户”、“堕民”等所谓“贱民”，在法律上和其他人民一律平等;保护华侨，禁绝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和蓄奴;命令焚毁刑具，禁止刑讯，“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55]，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原则。

在经济方面:它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颁布了一些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提倡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实业部制定的《商业注册章程》，允许各埠公司自由呈注，减免注册费。该部还规定设厂营业自由，准许某些企业缓偿欠债以渡过危机。除中央设有实业部外，还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财政部也拟定了《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开办银行。

在文教方面:它倡导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如非常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讲的科目，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籍;“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6]。同时，又颁发《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重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改革。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57]在教育部公布的章程中规定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改善了学校教育中女子的地位。

在社会习俗革新方面:严禁种植、吸食鸦片和一切赌博，革除前清官府“大人、老爷”等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欺压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力图树立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各地方当局依据上述政令认真实施，如陕西、湖北、湖南、安徽等地严惩烟犯，一经捕获，均判死罪，广东也处决了一批赌犯。虽然各地在实行中有时不免简单粗暴，失之太严，同时又遇到传统势力的抵制，但由此而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

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令措施，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教育的积极性，但这些政令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不仅和军阀官僚等旧势力有很大矛盾，也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主张有一定距离。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完全对起义省份行使职权，同时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上述各项政策与措施的实行情况大大不同。况且，这些政令的大部分颁布于清帝退位以后，临时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不可能有效地推行。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具有进取、革命的一面，又具有妥协和软弱的一面。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

4.临时政府的困境与历史局限

外交问题与财政困难是临时政府致命的困难。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就认为，外交和财政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就是为了争取列强在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临时政府成立后，重申了同盟会的对外原则，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债和赔款，均认为有效。革命派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列强的承认和同情。临时政府根据“平和主义”的外交方针，仅仅是声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革命派不仅畏惧帝国主义，而且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临时政府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最有好感，对日本感到恐惧。因此，临时政府迫切地想得到各国的承认。但是，这些呼吁，没有得到任何结果。革命党人非常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破坏革命;但又真心欢迎帝国主义插手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帮助中国实现共和。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坚持要求把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作为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的重要条件，幻想依赖帝国主义的承认来保障中华民国的安全。

在对外政策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主动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保护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即使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一直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甚至蛮横地扣留全部海关税收，在经济上切断临时政府的主要财源，致使临时政府始终处于财政困难的境地。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临时政府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贷款。孙中山回国前后多方面进行贷款活动，每天盼望外国银行的复电，但直到辞职，也没有得到回音。既然得不到直接借款，只好实行间接借款。抵押苏浙铁路，从日本借到300万元;向日本抵押招商局，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抗议和各地股东的反对，没有成立。日本阴谋夺取汉冶萍公司，愿以500万元借给临时政府，换取所谓中日合办。临时政府虽然知道合办的危害性，但是饥不择食，只好签订密约，并收到200万元。这项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强大的反对风潮。立宪派提出抗议，参议院要求废除密约，并两次向总统提出严词质问。湖北参议院全体辞职。各地人民纷纷反对丧失利权。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废除密约。孙中山、黄兴等人为借款到处碰壁。财政上的困难使得临时政府难以克服，是它最终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屈服，把政权交给袁世凯的直接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解除封建旧制度的桎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性，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对农民的要求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临时政府害怕实行平均地权，会吓跑转入共和方面的反满派地主以及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临时政府的文件中没有提到。对于地主阶级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这就使南京临时政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临时政府时期，广大农村中的反封建斗争相当激烈。临时政府对农民的正义斗争，也没有给予支持，把所谓有秩序的国民革命限制在不侵犯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所以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势力的根基，并不能引起农村的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