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

1.武昌起义

湖北是革命派较早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1902年4、5月间，吴禄贞留日回国，在武昌新军中担任要职，介绍革命党人打入新军，开展工作。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加紧追捕革命党人，日知会遭到严重破坏。1908年夏，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等人在武昌洪山成立军队同盟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再度活跃起来。同年12月，军队同盟会成员杨王鹏等人鉴于负责人出走，会务停顿，另组群治学社。经过群治学社积极慎重的发展工作，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该学社的成员。1910年年初，群治学社出资资助《商务报》，以该报为喉舌进行宣传。4月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该学社准备乘机起义，旋被清政府发觉，群治学社被迫停止活动，改组为振武学社。杨王鹏的活动被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撤差，振武学社的社务改由蒋诩武主持。1911年1月底，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推蒋诩武为社长。文学社还利用《大江报》公开宣传革命。半年之后，文学社的成员由1000人左右迅速增加到3000人以上，而且绝大多数为新军士兵。

同时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的还有共进会。1909年，孙武、焦达峰在湖北建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名目统一长江流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秘密机关，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继而致力于湖北新军中开展工作，吸收新军士兵入会。至1911年5月，新军中的会员已有一千五六百人。

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均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双方都有联合起来共图大业的要求，并且为此进行过接触。同年9月，为了加强工作，发动起义，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劝导下，双方决定实行联合，经过协商，组成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共推文学社领导人蒋诩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另一领导人刘公为未来的军政府总理。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且联络邻近各省，策动响应。

湖北革命党人原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起义，由于清政府加强戒备，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不料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闻声而来的俄国巡捕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及机关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孙武因伤入院就医避开搜捕。俄国驻汉口领事旋将搜获的文件转交清政府江汉关道齐耀珊，所捕人员一并引渡。当天晚上，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指挥机关又遭破坏，蒋诩武逃脱，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往各营送炸弹的杨洪胜也落入敌手。次日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刘、彭、杨三人，封锁各标营营门，收缴弹药，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危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毫不畏惧，毅然发动起义。

10日晚8时半，驻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击毙反动军官后，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中的革命士兵立即响应。接着，其他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也相继起义，在楚望台补充了弹药，并推原日知会会员、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向湖广总督衙门发动攻击，经过通宵激战，于次日黎明占领了总督衙门，控制全城。湖广总督瑞澂逃到“楚豫”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率部逃往汉口。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倒戈，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昌的军事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先后响应，推翻了清政府。辛亥革命能首先在武昌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第一，湖北的经济近代化发展较快，资产阶级力量较大。中国的近代化中，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基础。中国近代化进程，各地区不是齐头并进的，在发展程度上有强有弱。就总的趋势而言，沿海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发生早于内地，呈现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波浪式推进的格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之中，东西之间。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每一种变化的演变进程，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都影响到湖北，并在这里交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的经济近代化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湖北的经济近代化进程，以189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60—80年代，主要表现在商业、金融性质的变化。汉口是内地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口岸。汉口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通商口岸。商会发展很快。汉口、武昌都有商务总会。到1911年，湖北共成立商会30个，会员9500多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湖北的工业近代化发展很快。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引人注目。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新建立的工厂有20多家，其发展速度仅次于上海。因此，武汉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强大。

第二，湖北革命党人的工作比较扎实。从科学补习所开始，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革命排满，日知会和文学社都是如此。共进会将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因此湖北的革命党人只接受“二民主义”。在民族和民权主义的宣传方面，湖北革命党人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个字。在革命运动中，湖北的骨干力量是新军士兵。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湖北革命党人就得出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的结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因此，自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其不少领导人加入新军。日知会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共进会和文学社主要发展士兵。在发展新军的同时，他们采取谨慎策略，不轻易发难，注意保存实力。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了五千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在学生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批的革命志士和同情者，因此，武昌起义的革命力量比较充足。

第三，湖北革命党人对起义的部署比较周密。在起义之前，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详细的军事计划;随即又在新军中整编了原有的革命组织，便于起义行动。在政治方面，推定了起义的负责人，同时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还派人到湖南和本省各地联络，以便在起义后能得到各地的响应。这样认真的起义准备，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

2.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成立湖北军政府。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又在香港和上海。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或死或伤，或被迫出走。吴兆麟又自以为资历太低，不足以号召。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任民政部长，然而在起义初期实际行使军政权力的却是以革命党人为核心的参谋部。黎元洪在武昌起义的当晚亲手杀害过两名响应起义的士兵，是被革命党人搜出用枪逼上都督席位的。他不愿附从革命，也不敢贸然公开反对。随着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黎元洪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同意出任都督。此举固然有助于扩大革命的影响和号召力，消除清军中下级军官对革命的疑虑，争取列强的中立和对革命军作为“交战团体”的承认，但同时也使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10月17日，根据汤化龙等人草拟的而由同盟会干部居正出面冒称“同盟会本部所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黎元洪由都督兼任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负责总揽政务。7天之后，仍掌握实际军事力量的革命党人否定上述条例，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限制和缩小都督的权力，同时，汤化龙也被改任为编制部部长，夺回立宪派总揽政务的权力。汤化龙不甘担任编制部部长的闲职，离开湖北。但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物仍聚集在黎元洪周围，湖北军政府内部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依然存在。

3.武昌起义胜利对全国的影响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他们掀起参军的热潮。湖北军政府宣布扩军4协，5天之内便已满额。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枪支支援前线。10月18日，革命军在汉口附近刘家庙迎击清军，当地的铁路工人和农民手持劳动工具前来助战，奋力杀敌，首战告捷。武昌起义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响应，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仓皇逃走，革命军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光复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稳定了湖北的后方。湖南军政府还派出军队支援武汉抗击清军的斗争。同一天，陕西同盟会联络会党和新军在西安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建立以张凤翔为大统领(后改称都督)的陕西军政府。部分陕西革命军还攻入山西，切断清政府与西北地区的联系，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宣布独立，次日收复湖口和马当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31日，同盟会在南昌发动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江西都督几经更迭，后由同盟会会员李烈钧担任。

10月29日，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新军起义，组成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的山西军政府。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联合新军协统蔡锷和营管带唐继尧等人发动起义，次日占领昆明，组成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

11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发动上海城自治公所商团、巡警和会党、工人起义，先占闸北，后攻江南制造总局，次日，占据全城，随后，成立以同盟会会员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在贵阳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草诚出任都督。同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发动新军和防营起义，次日黎明占领杭州，6日，汤寿潜由沪返杭，就任浙江军政府都督。

11月5日，来自上海的义军联合枫桥的新军进入苏州，同日以江苏巡抚程德全为首的江苏都督府成立。

11月7日，广西谘议局决定独立，推巡抚沈秉望为都督，几天后，陆荣廷发动兵变，取而代之。

11月8日，安徽巡抚朱家宝在谘议局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宣布独立，自为都督，后因形势不稳逃离安徽，由同盟会会员孙毓绮、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11月9日，福州革命党人率新军、会党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同盟会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有13个省和重要城市上海宣布独立。各省独立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新军起义，如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和福建;二是旧官僚倒戈，如江苏与广东;三是谘议局易帜，如安徽与广西。

倾向革命的新军起义，是绝大多数省份独立的主要力量。然而，新军中的革命骨干不甚了解地方的复杂情况，很难有效地管理地方，因此在起义成功后往往主动地把权力移交给那些看起来有声望、有经验的上层人士。旧官僚和在谘议局中起主导作用的立宪派，一向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管理地方事务的丰富政治经验，他们加入革命阵营后，一方面，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革命阵营的妥协性。

革命党人由于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足，内部又有种种矛盾和摩擦，再加上害怕列强的干涉，就使旧官僚和立宪派有机可乘。在湖北，武昌起义后被推上都督席位的黎元洪上任不久，就依靠立宪派与旧官僚同革命党人争权。在湖南，立宪派在军政府成立后要求仿效湖北汤化龙任民政部长的先例，实行“军民分治”，湖南都督焦达峰害怕分裂，让立宪派首领谭延阎当了民政部长兼参议院议长。立宪派利用参议院多方限制都督行使职权，旋又发动政变，杀害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在江苏，旧官僚程德全表示赞成独立，便被推为都督。在广西，由于同样原因，旧官僚沈秉塑出任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又夺得都督之位，接着便迫害甚至残杀革命党人。这样，独立的各省很大一部分权力迅速地落入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手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行“文明革命”，同立宪派、旧官僚一样，在独立各省对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加以弹压。江苏无锡军政府派兵会同江阴、常熟派出的军警，镇压了三县交界地区的“千人会”抗租运动;上海军政府多次出兵，平息郊县农民的抗租风潮;山西军政府也破坏长治、高平、沁县一带反对地主豪绅的“干草会”运动，捕杀起事首领，致使广大农村未能出现应有的社会大变动，以铲除封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