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

1.萍乡、浏阳、醴陵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便以武装起义作为工作中心，派遣会员潜行回国，组织力量，策动举事。正当同盟会积极策划准备时，1906年末，爆发了萍浏醴起义。

萍乡、浏阳、醴陵位于湘赣边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萍乡煤矿的大量开采，萍乡经醴陵至株洲的铁路开通，社会经济变化很快。以洪江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相当活跃，首领马福益因参与华兴会武装起义而惨遭杀害后，1906年夏，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等返湘整顿会党，得到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信从。同时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漠在长沙主持了爱国知识分子陈天华的公葬仪式，接着又参与了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被清政府逮捕下狱，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公愤。加以春夏之间水患成灾，民心浮动。洪江会遂趁机于12月4日发动起义，起义由龚春台任都督，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也参加其中。不到十天，各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拥有会众2000余人的哥老会会长姜守旦也在浏阳响应。清政府急调数路大军数万人进行镇压，两万多会众腹背受敌，加之缺乏训练，11日在牛石岭被清军击溃，龚春台等化名逃走。姜守旦率部于20日在沙铺战败后，只身逃往九江。在醴陵，洪江会于6日和12日曾两次暴动，很快遭到镇压。萍乡安源煤矿工人大多是洪江会员，头目萧克昌被收买，“未允轻动”。萍浏醴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函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40]同盟会随即派多人回国策应，但已无法挽回败局。萍浏醴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屠杀群众万余人，并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刘道一、禹之漠等同盟会员殉难，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

2.潮、惠、钦、廉起义

萍浏醴起义激励了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孙中山认为，两广地区会党众多，且便于从海外获得饷械接济。由两广突破，进取长江，然后北伐以推翻清朝，这是孙中山基本战略思想。孙中山原拟在广东潮州府、惠州府、廉州府(今属广西)等地同时举义，布置联络会党、防军和民团，可是届临发动时，却变成几次孤立的起义。1907年5月22日，潮州府饶平县黄冈镇会党群众与清军发生争斗，会党首领擅自下令起义，攻占黄冈，因事起仓促，至28日被清军镇压了。在惠州府七女湖的同盟会员邓子瑜急谋响应，于6月2日集中300多名会员起义，也因得不到响应，不久自行解散。9月1日，孙中山所派的王和顺率领一支队伍起义，攻占廉州府防城，队伍发展至3000人，然后进攻钦州。驻防钦州的清军将领郭人漳经黄兴联络，原来答应起义，不料临时变卦。起义军转攻灵山不克，饷械不济，不得已于9月中旬解散，余部潜伏到十万大山。接着，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发动起义。1907年12月2日，奉孙中山命的黄明堂等人带领起义军夺取了广西镇南关，第二天，用大炮击退了清军的进攻，声势大振。孙中山、黄兴等人亲临炮台，放炮开枪，慰问战士和伤员。由于清军增援，攻势日猛，9日，起义军弹尽粮绝，不得不弃关突围。1908年3月，黄兴率越南华侨组成的革命军与防城起义失败后潜伏山中的队伍会合，共200余人进攻钦州。4月2日，在马笃山大败郭人漳所部清军，而后在钦州、廉州与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因弹尽援绝而退往越南。4月30日，黄明堂等又在云南河口起义，附近清军纷纷归降。这些降兵遇到清军重兵进攻，又纷纷哗变，使起义队伍受到很大损失。5月26日，清军攻陷河口，起义军退入越南境内。同盟会在广东与西南边境发动的这六次武装起义史称黄冈起义或丁未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起义或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防城起义或丁未防城之役、镇南关起义或丁未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起义或戊申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起义或戊申河口之役，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

3.光复会领导的起义

与同盟会频频起义的同时，光复会在浙江、安徽也发动了起义。1905年，光复会员徐锡麟创办绍兴大通学堂作为联络浙江会党据点，召集金华、处州(今丽水市)、绍兴等地会党首领入校练习兵操，借以积蓄革命力量。不久，徐锡麟捐官道员，赴安庆充任安徽巡警学堂和巡警处的会办，暗中培养骨干，伺机发动起义。1907年初，绍兴大通学堂由秋瑾主持。秋瑾是光复会会员，同时又是同盟会在浙江的主盟人。她一面联络平阳、武义等地会党首领，一面吸收浙江新军官兵及军事学堂师生参加革命组织。秋瑾和徐锡麟等决定同时在浙江、安徽发动起义，以便互相策应。由于绍兴会党过早暴露行迹，武义、金华等地会党遭到镇压。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了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所，经过激战被执，壮烈牺牲。安庆起义失败牵连大通学堂。7月13日，秋瑾被捕，坚贞不屈，15日殉难于绍兴轩亭口。1908年11月19日，安徽革命团体“岳王会”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发动马、炮、步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不下，被清军击散，起义失败，熊成基隐匿，后于吉林遇害。安庆马、炮、步营举义是新军起义的开端。

4.广州新军起义

经历了1907年至1908年多次武装起义的挫折，同盟会把发动起义的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争取掌握新式武器并有一定作战训练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1909年10月，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决定于1910年2月24日(庚戌年正月元宵节)前后举行起义。后因新军士兵与巡警发生冲突，广州地方官下令收缴新军士兵的枪支弹药，倪映典率新军约3000人提前于2月12日在广州城郊发难，分三路进攻广州城。次日，他误中诡计，被敌人诱杀，军中无主，不久溃散。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产生了悲观和急躁情绪，少数人希冀侥幸获胜，组织暗杀团体，进行恐怖活动。孙中山则认为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藉此而布满于南北军界”，时机一到，新军便会“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41]。为组织力量再次起义，他于11月13日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勉励他们不要因受挫而气馁，应当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他说:“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42]会议决定筹集巨款，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同盟会在海外华侨中募捐18万余元，并在香港组织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负责领导工作。他们派人在广州新军、防营、警察中从事发动工作，且于广州附近地区的会党、绿林中进行联络;还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策动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起义的筹备工作逐渐就绪。

5.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举行会议，决定从香港派“选锋”(敢死队)800人至广州，预定4月13日正式起义。就在统筹部会议的同一天，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被捕牺牲，引起广州清军和地方当局的警觉，而起义所需饷械尚未运到，起义被迫延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建立了起义指挥部，决定分兵四路，攻取广州，并写下“绝笔”，表示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但起义消息已经走漏，清军严密戒备，新军的枪械全被收缴。4月27日下午，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志士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猛攻总督衙门。其余三路均未能按时策应。喻培伦身背一大束炸弹，冲锋在前，抛掷炸弹，所向披靡。起义军进入总督衙门后，又冲杀出来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进行激烈巷战，黄兴右手受伤断两指，仍坚持指挥战斗，喻培伦、林觉民等86人英勇牺牲，其中华侨29人。起义失败后，收殓死难者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所以历史上称此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们的英勇战斗精神振奋人心，成为武昌起义的预演。孙中山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43]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发动了十几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除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及其他意外情况外，就革命派方面而言，主要是没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他们既没有提出代表群众实际利益与要求的政治主张，也未在群众中从事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他们发动的武装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往往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活动，旋起旋灭。尽管如此，这些起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促使革命派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斗争水平。从1908年以后，革命派不仅继续联络会党，也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军方面，加紧下层官兵的工作。第二，显示革命派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坚强决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高高举起的战斗旗帜，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促成了革命风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