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帝爱国运动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的兴起，是社会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1.拒俄运动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爱国运动的开端。这一年，盘踞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按期撤退，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全国人民感到无比愤慨。上海爱国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俄国的七项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26]北京、武昌等地学生部曾集会抗议，罢课示威。留日学生尤为激昂，召开了有500余人参加的抗俄大会，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后定名为“学生军”)，提出宁死“不为亡国人”的口号，每日操演不懈，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出兵抗俄，学生军愿做先锋，表示要“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27]奔赴前敌，与沙俄进行血战。在《学生军缘起》中，他们沉痛地指出:东北三省的存亡，关系到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绝不可等闲视之;高呼“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28]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2.反美运动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给运动带来新的历史特点。

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排斥华侨事件。1848年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后，美国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招募”华工。此后，华侨对美国的农业、工业和矿产业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美国修建横贯东西的中太平洋铁路，华侨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华侨与美国白人移民在工作机会上发生竞争。美国国内的排华运动日益激烈，此时旅美华工已达三十余万人。同时，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力量比较均衡，大选的结果经常取决于美国西部的几个州，因此，为了取悦于白人选民，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采取排华政策，使排华运动从美国的西部扩展到美国东部，不断发生排斥、迫害乃至杀害华工的暴行。清政府不但不能保护侨工的正当权益，反而在1894年，同美国签订了《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此后，美国国内限制华工的条款日益严密。1904年，中美签订的限制华工的条约期满，应当签订新的条约。但是美国国会却决定，过去签订的一切排华法案继续有效。因此，从1904年开始，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要求废除禁止华工的条约，重新签订新的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强烈。清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政府谈判签订新的条约，但美国政府坚持原来的条约不改变。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用恐吓手段，威胁清政府同意旧的条约。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会长曾铸倡议“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29]随即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同时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21处商务局，传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货。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因多次和美国驻沪领事商谈改约而没有结果，遂即开会决议采取行动。波澜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许多行业的代表当场签字不订美货，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各工厂、妇女界、戏剧界，纷纷开会拥护。各行各业各阶层人民都卷入了运动。全国各地几十个主要城市先后热烈响应。

运动还得到了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大力声援。各种社会团体开会演说，制定措施，互相鼓励，积极活动，并成立了拒约会、争约处、拒约公所、抵制美约社等爱国团体。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美国人办的学堂，学生集体退学;美国人办的企业，职工纷纷离职。广州食品业工人拒用美国面粉，决定如果店东强用美国面粉，即罢工抵制。新加坡华侨拒不搭乘美国人经营的电车。由抵制美货开始的反美运动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时报》刊文指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有五利:(1)“可以鼓我之民气”;(2)“可以结我之民力”;(3)“可以兴我之商业”;(4)“因此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5)“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之利权”。^[30]

当反美运动刚刚发生时，美国政府不以为然。但是，运动的迅速发展，首先使美国商人感到恐慌。美国国内以制铁业为主的亚细亚协会，多次派代表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商会代表也上书罗斯福，陈述中国反美运动给美国的危害。于是，美国政府加紧采取手段，威胁清政府镇压反美运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上海地方政府，要求抵制反美集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还召集上海的绅商开会，为美国的排华行动辩护。并照会清朝外务部，要求各省督抚一律禁止反美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也四处活动。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反美运动已使美国在华权益受到冲击，也开始恐慌起来。在美国的策动下，列强纷纷进行干涉。上海的欧美资本家也致电清政府，指责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在种种压力下，清政府于8月21日发布谕旨，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命令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并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严办曾铸等人。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镇压了天津的爱国运动。福建、广东等省的爱国运动也相继遭到了禁止。曾铸顶不住强大压力，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不再参与运动。但广大群众继续斗争，“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群众斗争的威力迫使美国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

在反美运动中，买办资产阶级竭力破坏反美运动。例如，在上海，以贩卖煤油、洋布及其他洋货的大商人、大买办集中的沪学会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提出，将“不用美货”与“不订美货”分开，要求将已经订购但未到的美国货物退回，但将已经购买的美国货物继续出售。实际上，他们在继续购买美货。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因此，到10月以后，大规模的反美集会就逐渐停止，美货的销售又逐渐恢复。

虽然反美运动失败了，但是其意义是重大的:

第一，这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美运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第二，反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期间和此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受打击最大的是美国的纺织业和煤油。中国的棉纱、面粉等工业有所发展。第三，反美运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

3.收回利权运动

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经过激烈的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湖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尤为激烈。粤汉、川汉铁路和苏杭甬铁路是当时斗争的焦点。

粤汉铁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经手出卖给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的，经勘测后于1900年订立续约，规定借款总额为4000万美元。由美国人承筑，并不得转让给他国。后来，华美合兴公司股票在市场上被外国商人买去了2/3。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纷纷揭露美国违约的事实，坚决主张废除原订合同。留日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力争收回自办。至1905年，终于以675万美元“赎回已经筑成的广州——三水段，原订合同作废。粤汉铁路的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其他各省人民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等路预定通过省份的爱国人士都提出了收回路权、改归“商办”的要求。广东潮汕、湖南、江西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都以确保利权为宗旨。

1905年，江苏人民收回沪宁铁路的斗争失败。浙江绅商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奏准招股兴筑全浙铁路，先筑苏杭段。1906年，江苏绅商也组成商办铁路公司，与浙路公司相呼应。浙路的杭州至嘉兴段和苏路的上海至嘉兴段先后开工。英国以1898年曾订立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为理由，胁迫清政府改订正约，并勒令苏、浙停工。1907年10月，清政府下了一道“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以昭大信而全邦交”谕旨，把路权奉送给英国，只准两省绅商搭股。这道谕旨立即激起了两省人民的无比愤慨，把收回路权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两省绅商、两路公司、上海等处商会、学会等函电交驰，抗议卖路谕旨。上海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斥责清政府“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的可耻行为。广大群众集会抗议，争先认股，“众情胥愤，力谋抵制，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31]1908年3月，清政府和英国商定了一个变相卖路的办法，由清政府邮传部出面向英国贷款，然后由该部转借给两路公司，在借款期内聘用英人为总工程师。但两路公司相约不用“部拨存款”，不与英籍总工程师合作，继续暗中抵制。到1909年夏，两路公司又向清政府提出废约、退款和撤回英国总工程师的要求。1911年春，清政府和英国协议，将苏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斗争才告一段落。

苏杭甬铁路风波未平，粤汉、川汉铁路风潮又起。粤汉路权在1905年已经收回，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商分段集股自办。1908年，清政府突然任命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1909年，张之洞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后加上美国为四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后改名《湘路危言》)，号召抵制。湖南谘议局初选议员800余人致函清政府:“铁路借款，湘人绝不承认。”绅商们还组织了湘省集股会，用抽股、认股等办法，集资开始修筑株洲—长沙段。湖北绅民接着行动起来，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派张伯烈等回国内力争，绅商学界联合组成湖北铁路协会，有组织地开展“拒债”、“集股”运动。铁路协会公举代表张伯烈等人入京抗争，在邮传部绝食七昼夜，消息传回湖北，各界人士极为愤慨，酝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法，于1909年年末和1910年年初先后准许湖南境内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商办，但实际上并未废除向各国银行团借款的合同。湖广铁路风潮终于在1911年演变为爆发革命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