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中山和兴中会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变易姓名为中山樵，后来即以中山为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香山位于珠江三角洲，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多年侵扰、鸦片走私猖獗的地区，也是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一个重要地区。1878年，孙中山到檀香山投靠在那里开办农场的大哥孙眉。在檀香山的生活，开阔了孙中山的眼界。又在哥哥的资助下，先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为殖民地开设的学校里读书。在此期间他目睹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歧视和残害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对欧美资产阶级殖民制度深感愤怒，并对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的斗争寄予同情。由此，孙中山对中华民族遭受西方的侵略感到愤慨，并相应地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人民的强烈愿望，开始走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局，称赞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愿意和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分子及其他进步青年交朋友。1886年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在香港，孙中山接受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曾经写信给同乡官僚郑藻如，建议学习西方，兴办农桑，禁绝鸦片，普及教育，并希望能运用自己的学识，加以推广。他也曾与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通信，交换意见。郑观应把孙中山写的关于采用西法改良农业生产的文章《农功》一文予以修改，编进《盛世危言》中。孙中山的言行，受到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的较大影响。1892年，他在澳门行医，因受澳门葡籍医生排挤，翌年改赴广州。

1893年，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在广州筹划成立一个团体，取名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此后不久，孙中山又去从事一件与上述宗旨相违背的事情，即给李鸿章上书。孙中山先拟订稿子，然后到上海走访郑观应，并结识了另一个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王韬，由王韬写信介绍孙中山去天津找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见李鸿章当面陈述自己的见解。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阐述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革新主张，并表示要游历国内外，参观考察。1894年，孙中山自称为“窥清廷之虚实”，北上京津，曾上书李鸿章，陈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但李鸿章正忙于甲午战争，没有接见孙中山。从孙中山的上述行动看，他的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改良主义，但也包含着一些革命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反清革命逐渐成为他的思想主流。同年秋冬间，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兴中会，并立即着手筹备回国发动反清起义。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的成员，主要是华侨。从有姓名、籍贯可查的178人看，其中商人96人，工人39人，农牧业6人，此外还有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学生，还有12个会党。这大体可以看出，兴中会已经不同于以破产失业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结合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这个团体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正式成立。

兴中会成立不久，1895年年底，孙中山筹备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1896年孙中山到达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得到驻美使馆的密电，知道孙中山到达英国，即着手布置捉拿。孙被抓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认为清政府使馆私自逮捕和囚禁政治犯，已经超出享有的外交特权的范围。孙中山得以脱险。后来孙中山将这一段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从此孙中山名声大振。

在伦敦居住期间，孙中山专心致志地钻研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并且仔细地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面貌，思想上受到很大启示，形成了自己的民生主义理论。孙中山感到，需要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把中国引向既像欧美那样文明富强，又不致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免除欧美各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这样，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关于“土地国有”的主张，引起孙中山的注意，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亨利·乔治的学说及他所著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亨利·乔治认为，土地私有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不需要进行革命，也不用实行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要将土地都收归国有，把属于地主的地租作为国税征收，用来造福社会，就不难解脱无产者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贫困处境。而地租一旦收归国有，国家就不必征收其他赋税，这就是当时风靡美国的“单一税”学说。孙中山后来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其来源就是这种学说。

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赴加拿大转赴日本，在东京、横滨等地宣传革命。在这段时间，孙中山也曾经努力和康有为等人合作。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到日本。孙中山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因此寻求两派合作。但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万木草堂师徒，仍然对清政府表示效忠，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是封建文人通过学习西学，接受资本主义影响，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种势力，尊孔忠君的思想相当牢固，不容易抛弃君主立宪思想。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影响很大。在他们看来，只要西太后一死，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他们就立刻有出头之日。另外，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实际上就是把他康有为自己当成当代教主。如果转向革命，康有为的这种地位就会受到挑战。由于上述原因，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

虽然康有为拒绝和孙中山合作，但是曾经参加维新运动的湖南人唐才常和兴中会成员毕永年，却向孙中山建议，两派联合发动武装起义。于是，孙中山派毕永年等人到湖南考察会党的力量，作起义的准备。同时，唐才常等人也开展联络会党的工作。唐才常等人和康有为不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逐渐走向反满。这样，他们同康有为万木草堂一派保持关系，同时和兴中会在排满问题上立场一致。这样，改良派和兴中会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暂时的合作。但是，梁启超等人利用这种合作关系，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手段，在檀香山蒙骗不少兴中会会员加入他们的保皇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唐才常等人在原先成立的“正气会”的基础上，改名为“自立会”，准备趁机起事。康有为的保皇会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于是唐才常把原来起义的宗旨作了一些改变，加入了“请光绪帝复辟”这一条，自立军起兵勤王的宗旨非常明显。但很快，自立军受到张之洞的镇压。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之时，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了，就亲自率领一部分兴中会会员到香港部署起义，但由于港英当局阻止，无法登岸，便改在船上开会，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的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让郑士良负责指挥，孙中山自己到台湾设法接济。起义军屡败清军，并很快发展到2万多人，准备打到厦门去迎接孙中山及他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火。这时，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下令禁止日本军火出口，并不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虽然士气旺盛，但弹药已尽，不得已，郑士良只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将大部分起义军解散，率一部分随从逃避香港。

到20世纪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也经常宣布主张暗杀，主张破坏，主张讨满主义，万不能不革命。这些言论，不仅迷惑了一些华侨，就连他的老师康有为也迷惑不解，一再责骂梁启超是叛党。其实，梁启超主要是想借此稳住阵脚，同时恐吓清政府，以便借此获得权力，其目的仍然是君主立宪。由于采用这种手段，保皇会的影响大增。各地华侨大半倾向保皇会。兴中会几乎所有地盘全被保皇派占据，处境艰难。为了夺回在海外华侨中的革命阵地，孙中山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保皇派予以反击。

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为学生制定了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24]，以帮助学生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9月，孙中山赴檀香山，在那里重建革命组织，并相继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文，阐述革命与保皇“势不两立”的道理。为了与保皇派争夺会党势力很大的美洲华侨，孙中山于1904年春加入洪门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随后又为该堂修订章程，规定以上述十六字誓词为宗旨，统一洪门组织，唤醒他们的反清意识。同年12月，孙中山又赴欧洲征集革命同志，向中国留欧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春夏间，他在欧洲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革命组织时，也以这十六字作为纲领。这一革命纲领的提出，奠定了成立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基础。到1905年，革命派的影响已经超过保皇派。

综上所述，自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并开始重视社会问题，探讨在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这样，后来称为三民主义的理论，这段时间就有了一定的设想和雏形。孙中山坚持反清的精神，也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最初他在广州起义的时候“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不过5年之后的惠州起义，虽也遭到失败，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25]这反映了人们对于革命认识的变化。孙中山争取康、梁一派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成效，但是改良主义思想却逐渐为人们抛弃，革命思想的影响日益广泛。这说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初步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