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1.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活动

20世纪初形成的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由爱国转向革命，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培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第一，清末新式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青年。据记载，到1910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达42696所，学生有1300739人^[15]。这些新式学堂虽然大多数“似改非改”，但毕竟与旧式书院有较大的差别。如课程内容上增加格致(物理)、算术、中外历史、地理、外国语等科目，有些学堂还聘用了外国教员或留日学生任教。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学生增多，受教育面较以前有所扩大。科举的废除，进一步使读书与做官脱节，客观上促进了思想解放。

第二，20世纪初出洋留学热的兴起带来了新知识新风气。义和团运动之后，青年学子“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漂洋过海，以留学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者居多。留日学生多数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中国留日学生人数，1900年以前较少，1901年以后人数激增。1901年274人，1902年增至573人，1903年开始突破千人大关，达到1300余人，1904年留日学生在校人数为2406人，1905—1906年有据可查的达8000余人。^[16]

上海和东京是新式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与旧式士大夫相比，他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初步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渐次形成，为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1903年拒俄运动以后，这一群体的革命觉醒更明显了。

20世纪初年，广大新式知识分子在国外掀起了一股宣传民主革命的热潮，出版了大量革命报刊和书籍。

1900—1905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或主持的影响较大的报刊有:香港的《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上海的《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大陆》、《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国粹学报》等，日本东京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横滨的《开智录》等。

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书籍，不下百数十种，可分为下列几类:(1)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性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炳麟的《訄书》、杨守仁编的《新湖南》、黄藻编的《黄帝魂》等。(2)宣传革命排满的史著，如陈去病的《陆沉丛书》、《清秘史》、匪石的《郑成功》、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3)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兰西革命史》、斯宾塞的《代议政体》及《社会学原理》等，以及英、美、法、俄等国的革命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衰亡史、独立史等。(4)揭露列强侵华的译著，如《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策》、《美国垂涎中华近事》、《明耻图》、《闽警》等。(5)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小说，如《瓜分惨祸预言记》、《苦社会》、《自由结婚》、《女狱花》、《洗耻记》、《断头台传奇》等。这些革命书报的广泛传播，对唤起民众觉醒，积聚和壮大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民主革命思想家及其著作

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年)，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根底很深。早年受改良思想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倾向革命。1900年，他反对唐才常的“勤王”活动，愤而剪辫，以示与改良派决裂。1903年6月，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康有为所谓“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保皇论调，明确指出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民族压迫，绝不可能实行真正的立宪，以革命推翻清朝，实行民主共和，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针对保皇派所谓的中国民智低下，不配革命，否则社会必然大乱的谬论严加批驳，豪迈地宣称:“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7]文章还蔑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赴日留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03年回到上海，发表了《革命军》。该书以激情洋溢、浅近明快的笔调，深刻揭露清政府的暴虐统治，热情讴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学说，发出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的时代最强音。该书短短2万余字，系统地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张。《革命军》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销售逾百万册，影响居清末革命书报之冠。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18]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巡捕到介绍《革命军》的《苏报》馆逮捕了章炳麟，邹容旋亦入狱，《苏报》被封。章炳麟、邹容在上海会审公堂上慷慨陈词，继续宣传革命，结果两人被分判囚禁三年和二年，后来邹容在狱中被虐待致死，时年21岁;章炳麟出狱后即赴日本。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家境清贫，15岁才入塾读书。1903年3月赴日本留学，旋即投入留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夏至同年冬，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书中揭示中国在列强侵略下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广大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他驳斥了保皇派打着“爱国”的幌子宣扬保皇的荒谬言论，认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还指出保皇派所鼓吹的“维新”、“立宪”，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两书通俗易懂，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很受读者欢迎，人们争相传诵，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陈天华还参加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工作。1905年12月4日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11日写绝命书，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次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

革命派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还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驳斥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动说教，宣称国家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国民”。他们抨击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认为礼教并不是人类“固有之物”，而是“圣人”制定出来的，历代的“独夫民贼”加以利用，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控诉说:“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致死亡不止。”^[19]谴责那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女革命家秋瑾以其对广大妇女所受痛苦的深切感受指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妇女们“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20]她把封建社会中宣扬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道德伦理观念，一概斥为“胡说”，号召妇女们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她明确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获得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要做事，不可寄生;还必须和腐朽的旧社会决裂，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和男子并肩作战。她大声疾呼:“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21]她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存在不少缺陷，如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带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忽视农民群众革命力量等。但是，他们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使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对促进民族觉醒，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展开发挥了积极作用。

3.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由于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及“拒俄”等爱国运动的有力推动，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

(1)华兴会

1903年拒俄运动中，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个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的秘密爱国团体。该组织成立后即派会员回国分赴各省开展活动，被派往湖南的黄兴率先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出身地主家庭，19岁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同情维新变法和自立军起事。1902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参与创办《游学译编》。1903年5月底回国，后在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年11月4日是黄兴30岁生日，他在长沙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等人，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举行成立大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宋教仁(1882—1913年)，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6岁入私塾，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先后入会的有500余人，会员主要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为了动员社会力量举行武装起义，华兴会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又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作为工作重点。当时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大的是醴陵、湘潭、浏阳一带以马福益为龙头的哥老会支派洪江会。华兴会与洪江会合作，计划于当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长沙文武官员集合祝寿时，趁机起事，占领长沙。不料事机泄漏，清军在长沙捕捉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闻讯逃往上海，转赴日本，马福益逃亡广西，于次年春潜回湖南，图谋再举，不幸被捕遇害。

(2)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

1904年7月，湖北革命志士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武昌魏家苞一号)。会员共计40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壁、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科学补习所表面上是“研究科学”，实则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活动重点在联络军队。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22]因此，他们亲身投入新军兵营当兵，在士兵中从事宣传工作。这种活动为武装推翻清政府开辟了一条新路，对后来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科学补习所同华兴会有密切的联系，并积极准备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后华兴会起义事泄后，清政府下令搜查，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等在武昌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陈列革命书报，每周开会演说，继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于1906年2月正式成立革命团体——日知会。并在各学堂、兵营设有代表，以资联络。

(3)光复会

光复会是江浙地区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成立于上海。早在1900年，一些江苏的留日学生在杭州组成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叫浙会。1903年，江苏的留学生又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宣传反清革命，批判保皇派。同年，部分浙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他们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到上海和湖南，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同一时期，江浙地区的革命思潮也在迅速传播，但是，还缺少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来作为聚集各种反抗力量的中心。江浙留学生的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成立。陶成章回浙江以后，一方面联络会党，另一方面吸收骨干，为光复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光复会的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联系。军国民教育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暗杀团，制定的规章比较严密。这时，原来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蔡元培到达上海，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加入。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该会的组建工作。陶成章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的青年志士和会党头目纷纷加入。徐锡麟、秋瑾和章太炎等人也加入光复会。光复会成立后，发展较快，年底在日本东京设立分部，参加者达数百人，次年又创办绍兴大通学堂，发展会员600多名，但是，由于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控制很严密，因此光复会活动重心也由上海移至绍兴。光复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由陶成章等人联络浙江等地会党拟组成革命协会，作为武装起义的一支基本力量。1905年，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光复会的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23]，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核心是“光复”二字。按照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太炎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从表面上看，这个纲领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反清复明”纲领差不多，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是，在他们发表的告示中，又把光复、复仇与新国、共和联系在一起。就是排满之说最为激烈的章太炎在解释“光复”一词时，也进一步指出，“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就说明光复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

在光复会成员中，知识分子及会党头目占大多数。有不少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会党。这使光复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领导人和骨干很多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而且不少人还是刚刚从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所以较多地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传统的思想语言，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另一方面，由于它通过会党与一部分下层群众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其政治主张和宣传内容有时又显得比较激进。

(4)其他革命团体

1904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上海的旅沪福建学生会、上海青年学社，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福建的益闻社、共和山堂、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四川的公强会、公德社，贵州的科学会，云南的誓死会，广东的群智社，陕西的励学斋等。各地革命团体纷纷涌现，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准备了干部和组织条件。而组建政党的任务，则历史地落到孙中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