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加强

20世纪头10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持续发展，但仍存在明显不足，如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很微小，重工业基础薄弱，生产规模较有限，资本有机构成低下，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城市，工业布局不甚合理等。尽管如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重要物质前提，也是资产阶级力量在中国社会中逐渐上升的根本原因。

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商办自治社团、商团等新式组织，不同程度地控制了一些城市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和社会治安权，其势力和影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清末多次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导力量，影响或决定了这些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商人社团组织的建立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上升的重要标志。1902年5月，由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民间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使以前各个行会性质的同业公所联合成为统一的社会团体。至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此后各地商会等新式商人社团组织陆续建立。

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可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状元出身的张謇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典型代表。他在江苏南通、上海等地先后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轮步公司、资生铁厂等20多个企业，并曾出任江苏教育会会长、江苏铁路公司协理、中国图书公司总经理、江苏谘议局议长，并被清政府赏给三品卿衔和商部头等顾问官。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商会组织的创始人严信厚，早年在宁波恒兴钱庄当学徒，后任李鸿章幕僚，历任补道、知府。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从1886年开始，他陆续在宁波开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通久源面粉厂、通久源棉籽油厂，还在上海参与创办龙章机器造纸公司、上海同利麻袋厂，经营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等，且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兼上海分行董事长、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较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矛盾。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较大，但也要求进行某种改革，以便通过参政来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是这个阶级的主体，主要是由中小商人、手工工场主等上升而来的中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小，资金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缓慢，随时有破产的可能。因此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比较强烈，希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

民族资产阶级中另有一部分在国外，即华侨资产阶级。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属于上层，这些人或与当地统治者关系较深，或同清政府联系较密，所以对革命一般采取不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其余绝大多数人属中下层，出身于小商人，甚至是劳动者，在国外深受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欺凌迫害，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满怀愤恨，渴望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其政治态度与国内中小资本家大致相同，而较少顾忌，革命要求较为迫切，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的人数也较多。

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就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阶级基础，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华侨资产阶级中的中下层则成为革命派的阶级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民主革命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