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末新政的影响

清末新政虽然是清政府迫于形势而进行的改革，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1903年商部设立后，清政府向公司借贷官款参与公股，实行商办公助，又鼓励商人参加博览会，引进先进技术倡设实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扶植了民族工商业。商会团体的组织和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新政也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近代化的新学制有利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科举制度的废除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基础，而新的教育行政系统的确立又消除了兴办近代学堂的最大阻力。这些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造成新的发展条件，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综观“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官制改革只是裁并一些旧衙门，增设一些新衙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丝毫没有触动。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不少“新政”流于一纸空文。即以较有成效的学制改革来说，许多新式学堂只不过是旧式书院或村塾挂上一块新招牌而已，特别是在州县，根本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因此新式学堂只好仍然照旧授课，“新瓶装旧酒”。

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辛丑条约》订立后更是债台高筑。筹办新政需要经费，在乱增税种、乱提税率、严剔中饱、多方搜刮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只好让各地官吏自开饷源任意抽税，从而使财税制度紊乱不堪，贪污勒索肆无忌惮。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新政的推行自然步履维艰。新政的支离、敷衍、拖沓，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于是日益强烈。

清朝统治者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编练新军占有突出的地位。清政府编练新军自然含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用心，但其主要意图是要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推行新政最为得力。“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的军队只有7000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袁世凯将军队扩充到17000人。新政时期，袁世凯进一步扩充实力。到1905年，袁世凯的部队扩大到六七万人，编为六个镇，即后来著名的北洋六镇，形成了当时最大的官僚军事集团。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非常注重对部将的培养和笼络。在部队中，他成立学堂，一边训练新军，一边培养部下。后来北洋军队扩建，军官大多是从这些学堂中选拔的。因此，北洋部队中的军官，既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他的门生，彼此之间，又存在一般的同学关系。袁世凯通过这些手段，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时袁世凯非常注重对士兵的选拔和奴化教育，在北洋军队中，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天命令士兵磕头行礼，使军队逐渐养成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使这支军队完全成为袁世凯的私人武装。

同时，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笼络了一些文臣武将作为自己的骨干。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第一号亲信。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军事骨干。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外交干将。周学熙和梁士诒是北洋集团的理财专家。赵秉钧和杨士琦是北洋集团的警察和特务头子。这样，北洋新军就同其他省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新军有重大区别。北洋新军中门户之见很深，如果不是从袁世凯辖属的学堂中毕业的，就很难插足，甚至在其他省份很受重视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如此。北洋新军中风气闭塞，控制严密，成为一支非常反动的军阀武装。其主要倾向是敌视人民革命，充当镇压革命的工具。而长江流域等地的新军多数没有形成派系，因此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比较容易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力量。

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并没有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远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大大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税捐负担，百姓怨声载道，不断进行反抗。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兴起又激化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因此，新政的推行，未能收到清政府预期的效果，反而在无形中成了革命的催化剂，加速清政府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