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义和团的斗争与失败

宣战后，清政府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并命令团民与清军共同防御北京。马玉崑奉命率武卫左军迎战于天津北仓，同时令各省督抚招民入团。但随着八国联军大量增兵来华，清政府很快动摇。7月25日，清政府在复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反对宣战的电旨中再三解释说:义和团发展迅猛，“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29]29日，清廷又命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宣战系出于被迫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30]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乞求各国谅解。清政府还暗中指示盛京将军增祺等人，“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31]这些上谕充分说明，慈禧太后虽然愤恨列强以武力相逼，并想利用义和团发泄怨愤，但也处处为对外投降准备后路。

清政府还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统率义和团，制定所谓《团规》，规定各地义和团要服从“总团”指挥，缴获武器和抓到俘虏必须交给官府，团众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得自行反抗官军的欺压，遇事必须禀告清军统领处理。此外，还规定义和团如违背《团规》，即是“假团”，要按“匪徒”处理，格杀勿论。有许多义和团被无故指控为“假团”而惨遭杀害。

京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激于民族义愤，早在宣战前就已开始抗击八国联军。宣战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和破坏，继续进行英勇抵抗。天津城南的紫竹林租界，是控制在各国驻津领事之手的“国中之国”，这时更成为联军不断增兵和镇压义和团的大本营。到6月中上旬，集结在这里的各国军队已近2400余人。他们在界内划分防区紧张备战，并不断外出寻衅。这引起直隶提督聂士成的不满，6月15日前后，他把部队陆续调到天津，与驻守在该地的清军共同御敌。6月17日，侵略军攻占大沽炮台后，驻津各国领事立即派军攻打邻近租界的武备学堂，以防留守学堂的学员炮轰租界。守堂学员大多是参加或同情义和团的爱国青年，以猛烈炮火英勇阻击联军的进犯。联军见硬攻十分困难，便放火焚房，引起库存军火爆炸，守堂学员全部壮烈牺牲。天津驻军和附近团民闻声赶来营救时，敌人已经撤回租界。清军愤恨租界内侵略军不断挑衅，进犯武备学堂，开炮轰击紫竹林租界。这是天津驻军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开始，也是他们由镇压义和团到与团民并肩抗敌的转折点。

武备学堂被焚毁和清军参战后，直隶总督裕禄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由镇压转而招抚，并鼓励团民配合驻军进攻紫竹林租界。租界内联军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至26日，又陆续得到大批侵略军的增援，共达12000余人。侵略军开始反守为攻，于27日攻打租界东面的东局子。东局子是清政府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开战后一直有清军在此坚守，新城团民首领王德成也率部赶来增援。守军与团民首先重创前来攻局的2000余名俄军，随后又打退800余名赶来增援的英军、美军和日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局内的弹药库被敌军击中，爆炸起火，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东局子。联军占领东局子后，见盘守在老龙头车站的俄军自6月17日后多次受到曹福田所部团民的猛烈攻打，已死伤500余人，便调拨重兵前往支援。29日，曹福田联合附近清军，以及从独流镇赶来的张德成所部团民，共同攻打车站，曾使车站几次易手。

7月初，裕禄召集曹福田、张德成、聂士成、马玉崑计议，决定由曹福田部和马玉崑的武卫左军继续攻打火车站，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张德成部进攻紫竹林租界。7月6日，聂士成率军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的西南方，在城墙上架起大炮猛轰租界。第二天，聂军又分兵与张德成部共同向租界发起进攻。聂军的突然出现和张部团民的勇敢战斗，使租界里的敌人十分惊慌。然而八国联军不断增兵，到7月上旬已达18000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派力主剿杀团民的四川提督宋庆前来主持天津战事。宋庆刚到天津城郊，就指使清军大杀义和团，并将部分义和团调离抗敌前线。7月9日，联军兵分三路出界反扑，包抄坚守在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聂士成率部誓死抵抗，激战中壮烈牺牲，其部众和团民也大多为国捐躯。10日，宋庆进入天津城，相继捣毁城内各坛口，进一步削弱了城内的防御力量。13日，联军趁势向天津的南门和东门同时发起猛攻，裕禄、宋庆、马玉崑等率部逃往杨村。部分守门清军和团民虽然拼死阻击来犯的敌军，但抵抗失败，天津于14日陷落。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在俄国远东司令阿历克谢耶夫的建议下几经策划，于7月30日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又称“都统衙门”)。这个殖民机构，由俄、英，日三国指定具有同等权力的三人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广大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才撤销。此外，俄国、比利时还趁机在天津先后强行建立租界，日本和法国也趁机扩大他们在天津的租界。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行动“实际上等于瓜分”。^[32]

当天津义和团和清军同八国联军鏖战时，北京的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了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清政府宣战后，并没有认真的作战部署，却将不是军事前线的外国使馆和教堂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和清军中对使馆区侵略者的义愤，鼓励他们去攻打使馆，其目的是为了对各国公使干涉她的“废立”计划进行报复。在她的指使下，清政府于7月20日下午任命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团民进攻使馆。这一举动给列强增加了扩大侵略的借口，也给清政府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随着慈禧太后很快转战为和，荣禄便在她的支持下，对使馆明攻暗保，进而派人求和。因此，攻打使馆和教堂的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到北京沦陷都没有攻下。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以俄军与法军为右路，以日军、英军和美军为左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惊慌失措的慈禧太后加紧向侵略者求和，于8月7日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并禁止京郊义和团继续进城，又把京城内外一部分义和团调往前线，让团民和侵略军互相削弱。然而京东前线的部分清军出于爱国义愤，仍与义和团合力阻截八国联军，北仓一战就歼敌数百人。但因裕禄、宋庆、马玉崑等部相继溃退，北仓、杨村先后落入敌手，裕禄自杀。8月6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受命出京御敌，节制从湖广、两江、山西、山东等地调来的“勤王师”。9日，他和各军会合于河西务，即遇联军来攻。这些临时应命之师不听调度，很快就不战自溃。李秉衡仅率身边几个幕僚退至张家湾，自杀而死。联军又接连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于13日直抵北京城下。8月14日，北京失陷。侵略军除在东便门和朝阳门遭到守卫的甘军和团民的顽强阻击外，其他守军大部很快溃逃。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她的亲信臣仆，已于当天早晨仓皇出逃离京，逃亡西安。

联军占领北京后，曾将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侵略者公然张贴布告，禁止中国人民反抗，提出“遇有执待枪械华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33]联军还以北京为基地，派兵四处扩大侵略。9月下旬，俄军沿京榆路占领了北塘，然后扑向山海关。英国唯恐俄军占先，立即从大沽派出军舰，并于9月30日下午抢先占领了山海关。次日，俄军沿铁路赶到，几乎与英军发生冲突。后来，联军方面决定由各国共同占领山海关。10月，联军分别从北京和天津出发，沿芦汉铁路向南进犯，占领保定、正定、井陉等地，危及山西。在天津的侵略军南下直逼山东边界。11月，联军从北京出长城，进犯宣化、张家口一带。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

在大沽周围地区，繁华的大沽竟被夷为平地，五万多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34]1000多户的新河被烧得只剩下300余户，万户居民的北塘也伤亡过半。从大沽到北京，“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多早已变成瓦砾之场”。^[35]在天津，联军进城后即恣意屠杀，以致“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36]至于抢劫财物，更是侵略者的惯伎，“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37]在北京，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瓦德西还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38]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加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300万两银子后，立即烧房毁灭罪证。英军、美军还把抢来的东西造册，在使馆当众拍卖，卖的钱按官阶高低分赃。法国主教樊国梁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财物。瓦德西则从钦天监里把17世纪设置的古天文仪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惨遭毁坏或抢劫。翰林院所藏著名的《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其他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共损毁46000余册。有人说: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