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使团会议及列强对联合侵华的态度

1900年4月初，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12日，俄、英、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再次照会清政府，“若于两月以内不能镇抚，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26]5月19日，担任列强首席驻华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把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在公使中传阅。在这封信中，樊国梁报告说，北京周围已受包围，义和团日渐逼近京城。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这种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最大的不幸即将来临。我们已处于和1870年天津教案前夕同样的险境，请派一支由四五千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支援，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樊国梁在北京传教30多年，同中国各阶层的人经常接触，拥有广泛的情报来源。因此，他的求救信在公使中引起强烈的不安。特别是俄国公使格尔思，看完信后马上给俄国政府发去密电，强调北京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要求俄国派军舰到秦皇岛，必要时派陆战队前来支援。

5月20日，在毕盛的请求下，葛络干召集各国驻京公使团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及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问题，美国、英国、德国等十一国驻华使节全部出席。毕盛首先请求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强调义和团现在正威胁着住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对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他建议直接调兵前来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采取有力的镇压政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不完全同意毕盛的意见。他认为樊国梁对形势的判断过分悲观。他不主张马上调动军队。他赞成提出联合照会。窦纳乐的发言得到多数公使的支持。德国公使克林德补充说，如果总理衙门对照会不作令人满意的答复，或者不能根据各国使节的要求采取措施，列强就应当采取一些共同行动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认为对清政府采取压力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调来少量军队保护使馆和教堂，而是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军舰，必要时可派兵登陆，保护外国人进军北京。经过一番讨论，会议通过了联合照会的条件，并决定如果在五天之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便请各自政府批准调动军队登陆或组织海军示威。

5月21日清晨，葛络干代表列强将照会交给总理衙门，要求下令将继续活动的义和团及其首领全部正法，凡给义和团提供住所和集会场所的人一律关进监狱，纵容、帮助和指点义和团的人全部杀掉，玩忽职守镇压义和团不利的官员一律惩处，并将镇压义和团的这些措施布告北京、直隶和其他北方各省。总理衙门接到列强的照会后十分恐慌，在限期的最后一天答复说，他们正在奏请朝廷发布更严厉的镇压命令，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各国没有分歧，而过去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也证明与各国使节的要求完全一致。各国使节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

5月26日晚上，葛络干再次召开公使团会议讨论局势。列强最后约定，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具体讲明清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然后委托格尔思和窦纳乐把整个公使团的意见对庆亲王奕劻进一步说明，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否则立即调兵进京。庆亲王于27日接见了格尔思和窦纳乐，分别向他们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而且也反对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而他作为驻北京清军的指挥官，也愿意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庆亲王的一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他们决定再等待一天观察清政府的态度，然后再对调兵进京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形势在28日晚突变，义和团烧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被拆毁的谣言，同时传到了各国使节的耳中。公使们深感形势已经极大地恶化，便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国政府立即派兵进京。实际上，法国公使在召开会议之前就已经独自发出请兵电报，英国、俄国、美国和日本公使也在会前把军舰调来大沽口，并通知他们作好登陆准备。29日，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总理衙门看到事态严重，不敢贸然答应，并在30日答复列强的照会中再次申述了对列强的保护措施和决心，明确拒绝各国军队前来北京。直隶总督裕禄也根据清政府的命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各国公使气急败坏，立即推举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清政府说，如果继续拒绝他们调兵，他们就共同使用武力调来特遣部队。四国公使还宣称调兵进京的决心已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步，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那么联军进京的人数将会很少，并且仅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否则，他们一定增派大兵强行北上。到那时后果很难预料，不但东三省和华北五省将非中国所有，南方也将非中国所有。最后他们勒令总理衙门必须于当天晚上把答应他们调兵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

同一天，法国驻天津领事代表列强驻天津的所有领事，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进行威胁。在列强的威逼下，西太后屈膝退让，命令总理衙门写信给英、俄、法、美四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但指出各国军队不得超过30名，而且一旦恢复平静后就应立即撤退，并命令总理衙门电告直隶总督，准许列强乘坐火车前来，并把同情义和团的清军从北京车站附近撤走，以防冲突。但是，各国公使根本没有理会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由各国组成的军队300多人立即由天津开进北京。到6月初，集中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也达到20多艘。各国政府又授权各自驻华公使便宜行事，并命令本国舰队司令听其调遣，与各国协同动作。至此，由公使们提出的联合侵华政策得到了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鼓励。义和团为了阻止列强继续向北京进兵，于6月8日拆毁了部分京津铁路，烧毁了黄村车站，切断了京津电线。列强听到这个消息后，又看到保护铁路的清军撤回他们的营地，列强认为，这意味着清军已经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各国驻华公使害怕被围困在北京，纷纷要求各国政府派兵前来营救。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听说，西太后及保守派为了发泄他们的仇恨，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命令驱逐洋人。于是各国公使在当天下午和晚上接连开会，经过一番犹豫和争论，终于决定立即调遣军队进京。其中英国人西摩带领的联军首先由天津向北京进发。在这之前，他们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从此以后，他们便联合起来镇压义和团了。促使列强加快侵略步伐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列强看到排外势力已经在清政府中占据上风，依靠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完全破灭;第二，列强看到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开始同情义和团，害怕中国军民联合抗敌，使局势对他们更加不利;第三，列强看到义和团发展迅速，想通过武装干涉来恢复秩序，加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情况不同，因此对联合侵华的态度和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也不完全一样。

法国在中国的教会势力最大，受义和团的冲击最严重，所以在列强酝酿武装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它的态度最积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秩序，要求赔偿，并扩大在中国的传教士特权。它还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扩大它在云南和两广的势力。

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因此出兵的态度也非常积极。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列强侵华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鼓动和组织作用。英国出兵中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恢复列强在华北的统治秩序，防止义和团扩展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英国在中国的传统市场和主要投资场所，仅在上海，英国的货物和投资就有数百万英镑。如果长江流域受到冲击，上海受到破坏，就会给英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甲午战争后，英国对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接近俄国非常不满，曾极力培植亲英国的势力，拉拢长江流域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并取得一定效果。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已经开始要求清政府联合英国，抗击俄国。再从国际看，英国知道俄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对长江流域已经觊觎很久，非常担心义和团发展到长江流域后，列强会以种种借口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因此英国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

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它害怕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北，因此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境内。同时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也可在日后分赃。俄国还想继续扶持以西太后为首的亲俄政权。因此它虽然对出兵中国很积极，但又不想在侵华军事行动中带头。

美国把侵略中国看成扩大在华特权的好机会，因此它表示，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美国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以便“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取得平等的一份”。^[27]

德国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提高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扩大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阻止其他列强插足山东。

日本既害怕俄国趁镇压义和团之机武装占领东北，又担心列强侵华会加强他们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所以表示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保持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意大利和奥地利虽然在中国的势力不大，但也希望乘机捞到更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