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义和团的组织和口号

义和团的组织按八卦分为八大系统，以乾字团、坎字团数量最多。各个系统一般分上下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也叫坛口、坛厂(场)、拳厂(场)，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所有团民都属于某一坛口。坛口供奉各种神道牌位，诸如玉皇、洪钧老祖、关圣帝君之类。坛首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坛口之上设有总坛，为团的领导机构，首领一般称为老师。总坛所辖坛口数量多寡不一，或几个，或几十个。

义和团的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散性。义和团组织按照村、镇、县的自然区划而分布，各团之间互相独立，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其活动范围、人数、编制、名称都是不固定的。二是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多神主义的信仰和组织的分散性，反映了中国小农社会的特点。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在义和团告示中曾这样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24]1899年年底又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其后由于袁世凯的残酷镇压，“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在山东曾一度沉寂。等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以后，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政策转剿为抚时，“扶清灭洋”才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它与余栋臣在四川提出的“顺清灭洋”、覃培章在湖北提出的“保清灭洋”等口号一样，都是在人们中早已流传的反对洋人“欺主谋国”思想的延续，没有超越当时反教会斗争的思想水平。这个口号也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又用扶大清、打洋人来反映和归纳当时反侵略斗争的内容。

义和团提出“扶清”，显示了在这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扶清”主要是扶保中国，但绝不是扶持腐败的清政府，可见对当时的农民阶级，受各种因素制约，不可能把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区分得很清楚。只是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打击帝国主义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治和媚外官吏。但是，“扶清”和“灭洋”本质上却是两个彼此矛盾，相互对立的命题，因为“扶清”、“保清”就不能灭洋。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清王朝腐败、对外投降、妥协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是提出“扶清”呢?可以说是义和团采取的斗争手段，只是迫于斗争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义和团在揭帖中所说的“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25]明确地表示灭了洋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暂时的现象。

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中的一些顽固派官僚，以及地主士绅卷进来后，在他们的煽动下，盲目排外显得突出起来。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使群众对清王朝抱有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便利于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正确发展的轨道。在义和团运动中，清朝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采取派一些人到义和团组织里当头的办法，从而使义和团的组织本身受到很大破坏。这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农民小生产者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杀这场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现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个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然而，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提出来的。义和团还没有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志愿出发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口号既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派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