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义和团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发展

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相继竖起了“助清灭洋”旗帜，并在1899年攻打了直隶南部朱家河天主教总堂。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以后，当地人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开州、献县、景县、河间、盐山等地，很快出现了“习拳者益众，焚香一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14]的局面。

直隶总督裕禄派统领梅东益率部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在裕禄和袁世凯的联合镇压下，这些地区义和团的实力大损。但义和团继续向直隶西南各州和中部地区发展，到1900年4、5月间，冲破了种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保定是直隶省府所在地。1900年4、5月以后，城内坛口“日盛一日”，竖起“保清灭洋”旗帜，城外也“无不有坛”。5月底，义和团已控制了保定城，教堂“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15]在保定东北的霸县，义和团的坛口也在4、5月间遍设全境。5月31日，两千多团民焚毁高家庄教堂。霸县东南的静海县，在5月前后出现了两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一支以游勇出身的曹福田为首领，团众多达数千人。另一支以操船为业的张德成为首领，在独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入坛者千余人。后来，张德成又到附近的杨柳青铺设坛口十余处，团众发展至两万人。在保定城北的定兴县，各村团众发展迅速。仓巨村的团民于1900年5月中旬将该村的天主教堂“焚烧罄尽”，并趁势与附近团民联成一气，控制了全县。定兴北邻的新城县，以板家窝和白沟镇两支义和团最为活跃。他们分别在王德成和宋福恒的率领下，互相声援，先后焚毁教堂多处，队伍也都迅速发展到数千人。新城之北的涞水县，义和团在1900年春也普遍设坛，引起当地教会势力的仇视。特别是盘踞在高洛村教堂的外国传教士，不但多次要挟地方官吏派兵前来镇压，而且还在教堂内组织武装，气焰十分嚣张。5月12日，高洛村义和团在定兴、新城、涿州、易县及涞水各地团民的援助下，焚毁教堂。外国传教士有的逃跑，有的被当场处死。涞水县令祝芾带马队前来镇压，也大败而归。祝芾向直隶总督裕禄告急。裕禄于16日派梅东益等督同副将杨福同率兵镇压。义和团开始牺牲很大，被迫撤至定兴县石亭村。邻近各县团民赶来支援，于22日打死前来围剿的杨福同。杨部大乱，全军覆没。义和团乘胜于27日攻占涿州城，并在四个城门上下树起了“兴清灭洋”旗帜。接着，义和团直趋北上，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杆尽行焚毁。29日，义和团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揭帖。有的写道:“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有的提出“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16]3、4月间，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到了5月，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也日渐踊跃。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在密奏中提出:“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愤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法。”^[17]赵、何二人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顽固大吏的主张，他们要求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但直隶总督裕禄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加紧镇压团民，使列强失去武装干涉的借口，保证京畿和两宫的安全。

慈禧太后此时既没有信心镇压义和团，又不敢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国，于是决定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阻止列强的武装入侵。6月5日，她派赵舒翘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18]6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颁布上谕，宣布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然而，刚毅想利用义和团，到涿州后不仅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而且强令清军停止镇压，还撤走了正在与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转变和刚毅禁止镇压义和团的举动，使地方官员不得不相继停止军事行动，聚集在京郊各地的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团民便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出现了“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19]的情景。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1000左右，人数逾10万。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天津城内也贴遍了义和团的匿名揭帖，城郊坛口的数量迅速增加，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团总坛口，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口，韩以礼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口，刘得胜在杨柳青设立的坎字团总坛口，滕德生在杨柳青于庄子设立的离字团总坛口。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城的时间比北京稍晚。起初主持天津军务的裕禄、聂士成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义和团在天津所遇阻力较大。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是在帝国主义武装进犯北京以后。聂士成这时激于民族大义，在天津周围停止了镇压，并率部在京津沿线抵御侵略军。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王德成，以及城郊的团民首领王荫荣和滕德生，即乘机率领队伍先后到天津设坛，城内一时“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20]天津义和团来源很广，支派源流繁多，但它坛口较大，组织比较严密，力量相对集中。他们在天津砸毁海关道署和电报局，抢军械所，打开监狱，没收教堂所藏武器，抗击侵略军挑衅。随着义和团运动日渐高涨，天津愈来愈成为义和团反帝的主要战场之一。

冀中地区义和团的斗争反映了运动走向高潮的特点。第一，出现了“乡野村庄，无不有坛”^[21]的盛况，且形成了规模很大的义和团。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当时，卷入运动的义和团员多达四五十万人。如天津附近的静海县，以张德成和曹福田为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达数万人。新城县的王成德、宋福恒两支义和团人数也有上万人。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农民，也有一些失业的水手、脚夫、筑路工人、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游勇，到高潮时期还有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军。这样众多而又复杂的人员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加入义和团，急邃地走上武装“灭洋”的道路，不仅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强烈愿望，而且迅速地燃起了反帝的燎原大火。第二，除了继续打击教会侵略势力外，还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砍断电线、焚烧其他洋货洋物。芦(沟桥)保(定)铁路、京津铁路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这一带的电线也不断地被义和团割断。这种对于近代化交通设施的破坏，既是当时军事上反侵略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受到工业经济压迫而破产的小生产者愤怒的发泄，“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22]如号称“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的坛主张德成，就是因为轮船和火车通行而失业的旧式运输工人。第三，与清军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由于义和团斗争规模日益扩大，清军也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1900年5月，涞水县高洛村聚集团民千余人，准备攻打该村教堂，直隶总督裕禄派练军分统杨福同等率马队120余人前来搜捕弹压，团民在村外抗击后，退至涞水城北30里的定兴石亭镇设下埋伏，击毙杨福同以下官兵共70余人，取得了“涞水大捷”。对于毁坏铁路电线的义和团，直隶提督聂士成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是，由于义和团人多势众和清政府剿抚不定，官兵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第四，进入大城市活动。1900年4、5月以后，义和团相继涌进保定、北京、天津等大城市。5月下旬，涞水大捷之后，处于京畿“咽喉要地，北卫神京、南系直隶全省”^[23]的涿州城完全为义和团所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