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政府的两难决策及袁世凯的镇压

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陷于剿抚两难的境地。第一，义和团运动虽然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但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扶清灭洋”的纲领，使清政府难以将团民一概作为“拳匪”加以镇压，而且这种镇压很可能会引火烧身;第二，对于义和团是“义民”还是“白莲教匪”的问题，清政府内部也有较大的分歧;第三，戊戌政变以后朝廷中的顽固派官僚得势，他们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与列强的裂痕和矛盾正在扩大，一部分地方官也认识到义和团的兴起是由于洋教横行，官府长期“袒教抑民”的结果，需要调整政策;第四，清政府对于列强日益强烈的军事威胁，不能不有所顾忌，对于日益广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又必须设法加以控制。统治集团现实的利益和处境支配着它对于义和团剿抚政策的变换或兼施。先后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毓贤基本上采取防范查禁、严拿首要的策略，而没有一味主剿，因此引起列强的极大不满。毓贤最后处死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也未能改变在列强压力下他被清政府撤换的命运。

袁世凯本意是到任后即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袁的任命颁布不久，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皇帝。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废立”计划受挫，载漪、刚毅等顽固派非常怨愤。慈禧太后也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变前任政策。因此，当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山东后，清政府便接二连三地严颁谕旨，令他推行“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说:“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11]这道上谕，无异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合法团体。袁世凯在山东脚跟还未站稳，又受到朝内一些主抚官员的弹劾，不敢违旨，“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12]。等到1900年春初步稳住阵脚后，便不再顾及清廷“不可一意剿击”的旨意^[13]，以“剿匪”的名义进行镇压，且同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和教堂武装联合起来屠杀义和团，一些义和团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徐福、王立东、王文义等相继遇难。这样，到1900年春，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转入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