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

1897年春，义和拳首先在山东冠县展开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争玉皇庙基激起众怒。村民阎书勤等人率众驱逐该村教民，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4月，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切实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恃强相压，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并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5]梅花拳因被清政府禁止，改用义和拳名目。1898年10月下旬，赵三多正式率众起义，树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沿途发展到千余人。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这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

冠县义和拳起义之后，邻近的茌平、平原、禹城等地的义和拳也相继起事，遍设拳场。茌平拳民朱红灯、禹城拳民心诚和尚互相支援，组成了当时全省最大的一支队伍。1899年秋，平原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借故欺压拳民，又到平原县诬告群众“闹教”。知县蒋楷派差役到杠子李庄抓走六名拳民，朱红灯应邀前来相助，击退蒋楷的马队，趁势攻打恩县的教堂，并于10月率队到达距离平原县城18里的森罗殿。蒋楷向毓贤告急。毓贤于1899年3月升任山东巡抚，曾先后八次下令禁止义和拳。鉴于义和拳在鲁西北的发展，1899年3月，清政府将张汝梅撤职，改派毓贤为山东巡抚，以加强统治。毓贤充任山东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内“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6]的真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目睹教会气焰更加嚣张，对义和拳的镇压已不再像镇压大刀会那样卖力，基本上沿袭了张汝梅以抚为主的政策。毓贤接到蒋楷的票报后，立即派袁世敦等率兵来到平原，令其“出示开导，务期解散”。^[7]然而，袁世敦违令于18日晨追至森罗殿附近，开枪击杀群众多人。朱红灯指挥拳民冲出重围，转回茌平继续斗争，得到邻县团民的积极配合，声势大张。当地官员多次禀报毓贤说:“自茌平拳匪闹教以来，博、清、高、恩多被窜扰”，“此堵彼窜，实属防不胜防”。^[8]

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建议清政府将镇压团民的蒋楷和袁世敦撤职，并强调说:“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函，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9]朝廷内不少官吏附和毓贤的意见。御史黄桂鋆在奏折中说:“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盖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他建议清政府对义和团“善为安抚”，以“收为干城之用”。^[10]

因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所以他后来被帝国主义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但清政府仍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将其撤换，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在列强的压力之下，12月24日，毓贤在离任的前两天杀害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义和团继续在茬平、高唐、恩县、平原一带进行斗争。临清、夏津、德州等地的义和团也积极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