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洋教斗争的高涨

所谓洋教，指的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基督教在唐代曾传入中国，到元末中止。15、16世纪以后，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到处进行殖民掠夺，传教士们从事的海外传教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到处设立教堂、教会。到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多达3000人，大小会堂、教堂近5000处。

不可否认，传教士中也有真正的布教者，也有人从事开办医院、学校、译书等文化活动，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作为殖民侵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倚仗侵略特权，在各地购房置地，网罗教民，干涉词讼，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富有侵略性的特殊社会势力。一些不法分子入教以后，以洋教为护身符，欺压平民，地方官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慑于侵略者的淫威，往往“袒教抑民”。同时他们传播的基督教信条，被正统的封建儒教视为异端，也与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层出不穷，酿成了一个又一个教案，斗争的组织者主要是乡绅和秘密会社。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1年的“贵阳教案”到1870年的“天津教案”。

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从1861年贵州首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古、云南、西藏、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贵阳教案。1861年4月，天主教贵阳教区主教法国传教士胡缚理在教徒簇拥下，以清朝巡抚规格的仪仗走上街头，拜访贵州巡抚、提督。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视为非礼，给予冷遇，且联名向各府、州、县发出秘密公函，试图将法国天主教势力驱逐出去。不久在贵阳附近的青岩堡与开州(今开阳)相继发生了处死教士和教徒的事件。清政府迫于法国的压力，处分了有关官员，但各地官绅以“耶稣之说流行，孔圣之道不作”，纷纷行动起来，号召“凡我士农工商，拔剑同仇”^[1]，驱逐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教案很快遍及沿江沿海各省。

1870年夏天，天津传染病流行，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孩童不断死去，一时谣言四起，群情激愤。接着又发生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犯人供出系教堂指使并授给迷药，群众包围了望海楼教堂。法国驻天津代理领事丰大业竟向人群开枪射击，愤怒的群众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殴毙，事态遂失去控制。法国领馆、教堂、仁慈堂及洋行均被焚毁，英国礼拜堂4处、美国礼拜堂2处也被拆毁焚烧，包括丰大业、西蒙在内，共有洋人20名被打死。事后，法、俄、西、美、德、比、英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英、法兵舰也开到塘沽海面示威。清政府先后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两人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处死16人、缓刑4人，充军25人，赔款49万余两，并派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了结此案。

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

这期间，不少传教士在华创办学校、医院、育婴堂和报刊，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或收集情报，或里外串通，协助本国政府敲诈中国。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各国在华教会关注中国局势，间谍活动越发猖狂。战争爆发后，法国在华传教士大多卷入这场不义的战争，积极配合本国政府行动。于是，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在“力保和局”的思想指导下，继续重刑镇压反教群众。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态度日渐消沉，中小地主成为斗争的领导者，下层群众参加的人数日渐增多。

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

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890年，四川大足县龙水镇法国传教士破坏当地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引起民愤。清政府派军队保护该镇法国教堂，进一步激起了大足人民的不满，群起捣毁教堂，斥责护堂清军，竖旗起义。起义军以大足县煤窑、纸厂工人及挑贩为主体，转战大足、铜梁等县，沿途发布檄文，号召人民起来驱逐外国教会势力。川东一带群众纷纷响应，声势大振。这支队伍坚持斗争两年多，屡次重创前来镇压的清军。

1891年，长江中下游的码头工人、挑夫、水手、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以哥老会为核心，掀起了反抗怒潮。这年4月，芜湖一万多群众焚毁教堂，攻打海关，并与前来镇压的侵略分子及官军英勇搏斗。芜湖暴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几个月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几十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几乎都发生了暴动。上海租界也出现了反对外国教会的匿名揭帖。列强联合出动军舰到长江一带，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严令地方官镇压起义，各地斗争遭到官军围剿，先后失败。

1891年11月，热河东部朝阳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金丹教和在理教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焚烧教堂，杀死贪官，捣毁衙门，砸开监狱，纵横数百里，横扫四州县，逼近直隶。清政府慌忙调动热河、直隶、奉天等地军队前往剿杀。起义军与清军苦战两个多月，最后惨遭失败。

第四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义和团运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积极参与本国政府瓜分中国的活动;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的人民则自发地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将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山东曹县，大刀会首领刘士端自1894年开始反对教会侵略，影响及于鲁西南和江苏的丰县、沛县、萧县、杨山、考城等地。1896年，按察使毓贤派兵镇压，杀害刘士端，大刀会实力大损。在巨野县，当地人民于1897年11月攻打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2人。济宁、寿张、菏泽、单县、成武等地的大刀会纷纷响应，斗争此伏彼起。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又逼迫清政府惩办“凶手”，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教堂“损失”。

1898年，在郑城神山和沂州、日照、兰山等地爆发了大小数十次的武装起义，统称沂水教案。德国从青岛派兵去沂州，勾结当地官吏，共同镇压了这些斗争。在此期间，德军还在胶州湾修筑炮台，强修胶济铁路。高密等地群众多次武装阻止修路，都遭到德军的残酷镇压。

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一度攻占浔州、郁林、博白、贵县等地，并发出檄文揭露教会罪行，要求官民一致对外，洗雪国耻。

同年6月，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余栋臣率众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列强“既占上海，又割台湾”的罪行，指出了当今“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的严重危机，号召“顺清灭洋”，“除教安民”。起义军分头出动，辗转30余州县，捣毁教堂20余处，很快控制了大足县周围百余里的地方。但起义军缺乏统一领导，后被官军各个击破。

余栋臣起义推动了湖北的反教会斗争。长乐县(今五峰)数千民众在当地哥老会领袖向策安等人的领导下，也树起“顺清灭洋”的旗号举行起义，纵横长阳、巴东等县，焚毁教堂，击杀比利时教士董若望。长阳人覃培章在率众响应起义时，曾以“保清灭洋”号召群众，散发余栋臣告示，惩罚教士，震动了当地官府。

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反教会斗争，虽然得到清政府守旧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有着“排斥异端”的思想和盲目排外的行动，但它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