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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场政治运动，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扼杀下很快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从维新派方面看，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个阶级虽然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也不敢摧毁封建势力;虽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但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缺乏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气。而且这个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这种不成熟的阶级条件造成了维新派自身的诸多弱点，如他们都受过长期封建教育，在思想上无法切断与封建势力的联系;他们不但不依靠人民力量，而且害怕和仇视群众斗争。这样，他们只能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寄托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上。从顽固派方面看，他们的势力比维新派要强大得多。他们得到了统治阶级中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支持，并且由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主持。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这种相距悬殊的政治实力对比，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量地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橘沸，不可遏抑”^[62]的局面。这就为后来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一些困难和障碍，给予一定的启迪。

其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维新派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朝野上下到处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动员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他们提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而非一人一姓的私产，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维新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发了人们“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了民族企业发展的第一次投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增强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这场运动对于近代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教训。这场政治运动暴露了顽固派极端反动凶残的本质，他们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在他们的统治下，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根本行不通。要使国家复兴，必须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这促使更多的人抛弃对他们的幻想，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一些维新派后来变为革命派，不少康梁信徒以后成了革命党人，便是明证。

[1]［俄］维特［美］亚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4页。

[3]《财政大臣维特的回忆录》(1896年4月12日)，《红档杂志》，1932年，第52卷。

[4]《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30～231页。

[7]转引自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212页。

[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0]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33页。

[12]叶德辉:《〈

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页。

[14]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4，第35页。

[16]《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33、140页。

[17]《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76、187页。

[19]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2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21]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68页。

[2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5页。

[26]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27页。

[27]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33、34页。

[28]《闻保国会事书后》，《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412页。

[29]《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30]李秉衡:《奏陈管见折》，《李忠节公奏议》卷10，第7页。

[31]徐致祥:《请举行经筵折》，《嘉定先生奏议》卷下，第30页。

[32]《康南海自编年谱》引荣禄语，《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0页。

[34]山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也即现代意义上的“院长”。“山长”一词最早见于《荆湘近事》:“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号曰山长。”至宋相沿为习，亦称山主、洞主等。

[35]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18页。

[36]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98页。

[37]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16页。

[38]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97、198页。

[39]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08页。

[40]《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转引自苏舆《翼教丛编》卷5，第7页。

[41]王仁俊:《实学平议》，转引自苏舆《翼教丛编》卷3，第14页。

[43]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26-31页。

[4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50页。

[47]屠守仁:《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屠光禄奏疏》卷4，第25页。

[48]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63页。

[49]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21页。

[5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75页。

[51]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72页。

[52]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

[5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1页。

[55]梁启超:《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38页。

[5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1，第63页。

[60]台湾中华书局编辑部《袁世凯窃国记》，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6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1，第109页。

[62]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156页。